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4篇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百度文库 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 作者：伍晓阳 来源：《传媒》2011年第7期 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
tle>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百度文库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
作者：伍晓阳
来源：《传媒》2011年第7期
文／伍晓阳
当前，随着传统媒体的深刻变革和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新闻和信息发布变得愈加便捷和普及，尤其是网络媒体，凭借其实时、快捷、廉价、有效等独特优势受到众多网民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使其极易成为社会瞩目的热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为干群沟通建立良好的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认知度；另一方面，如果舆论导向偏离，也可能混淆是非，误导群众，损坏公务员队伍形象，影响政府工作。能否正确运用媒体这把“双刃剑”，引导媒体做好宣传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和政府工作发展全局。新闻报道的媒体策划、突发事件的媒体应急和舆论引导，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近年来，全国已发生多起因社会舆论应对不力而导致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沸沸扬扬的“杭州飙车案”。在解析这两起群体性事件时，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
“新闻1+1”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部门在舆论处置上犯了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是有关部门处理过慢。“瓮安事件”中，因官方未及时回应群众越来越激烈的请求，使矛盾越来越激化，直接导致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后来才由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二是有关部门处理突发事件时过快、过于草率。从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也使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在征地拆迁中，干群对立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对少数问题不假思索地“曝光”，降低了政府威信。尽管政府部门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尽量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缓解干群关系，但是此类事件愈演愈烈，使部分地区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舆论引导工作相对滞后。在舆论引导形式上呆板单一，依旧满足于在报纸上、电视上刊发些类似公文的消息，群众接受程度十分有限；在组织策划上，缺乏系统的宣传策划，宣传力量时强时弱；在时效上，断断续续，没有形成持续、有效的宣传舆论攻势，从而导致了政府舆论宣传工作受众面小、传播范围窄，有“王婆卖瓜”之嫌，甚至受到群众的抵触和反感，宣传效果事倍功半。客观说，政府部门的舆论引导工作，还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迅捷多变的舆论监督的需要。
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面对新形势，舆论引导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媒体没有准确把握舆论引导发展趋势，观念陈旧，导致舆论导向偏差。当前，还存在一种观念：一提宣传首先想到的就是“夸”。个别领导认为宣传就是写给上级领导看的，轻视社会舆论宣传的力量，对媒体报道不能冷静对待，只能见好的，不能见坏的，见了正面报道就洋洋得意，见了负面报道就暴跳如雷，不是扪心自问自身行为中的不妥之处，而是指责媒体报道不实，给人以权压人的感觉，在公众中产生不良的影响。有的单位和领导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仍停留在吃吃喝喝勾兑关系上面，不知道换位思考，不考虑媒体的生存规律和运作方式，未能策划出满足媒体需要，又对政府部门、人民群众有利的多赢的宣传舆论方案。一些宣传干部缺乏媒体应对能力，对受众的心理需求置若罔闻，新闻宣传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在与媒体的沟通中普遍缺乏应对的经验和技巧，忽略了媒体自身才是控制新闻的主角，往往有自吹自擂的味道，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与媒体沟通存在误区。“防火、防盗、防记者”，部分领导害怕承担责任，抱有说错还不如不说的想法，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捂”、“遮”，封堵消息，或者以势压人，以权堵口。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公务员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没有得到传播，造成了政府形象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媒体没有得到客观、真实的信息资源，被迫捕风捉影，被谣言和猜测左右，个别案例被歪曲、炒作，有损于政府形象。
机制不健全，不能适应当前媒体的发展。由于工作中没有针对性地制定媒体应急的工作规范，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常识和经验，没有把新闻舆论弓l导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缺乏基本的新闻敏感性。面对媒体反应迟缓，该说的不说，丧失话语主动权；或者是不该说的乱说，口无遮拦，在没有调查清楚情况前，没有向领导汇报的情况下，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同时，发生突发事件后，舆论引导工作也没有主动介入，没有在第一时间介入，对问题处理的立场和态度不能及时表明；或者滥用职权，封杀当地媒体，结果让外地甚至境外媒体曝光，失去了抢占舆论高地的最佳时间，也错过了澄清事实、扭转形象的时机，在社会舆论上显得被动、尴尬。
正确理解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新闻媒体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但有时又会产生矛盾。政府工作需要通过媒体来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媒体也对政府部门丰富的新闻资源更欢迎。同时，媒体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监督力量，有对政府部门实施监督的义务。面对媒体有失客观的负面报道时，有些政府部门无疑会感到愤怒和委屈。其实，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只要从大局出发，把握住了相互需求，相互体谅，努力实现双赢，很多方面会取得一致。如果我们只考虑自身需要，不考虑媒体和群众需要，强硬要求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不准发布不利消息，不仅会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群众的反感，也违背了政府执政的基本原则。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是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政府部门通过对外加强沟通合作，对内强化自身素质，提高媒体应对的能力，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争取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对外沟通合作要求有关部门要善于和媒体搞好关系，要以交朋友的态度，以诚相待、主动沟通、加强联系，通过媒体来促进政府的工作，以新闻的形式来达到宣传意图，有效扩大正面评价，及时化解或减弱负面评价，塑造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优化政府工作的外部环境。
常态工作中的媒体应对。一是搭建与媒体的互动平台，定期发布消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实现双赢。建立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主动、诚恳地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充分向媒体提供政府工作信息，达到实现政务公开和占领舆论阵地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根据工作的需要举办见面恳谈会、听证会等，及时向媒体通报情况，倾听媒体的意见和建议，以赢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做好舆论引导的策划。在新政策、新规定以及工作推进中的新举措出台前，预先制定舆论引导的工作方案，以保证舆论引导在前。根据政府工作进展，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舆论引导，既有效地开展了工作，又避免引起媒体的负面炒作。
突发事件状态下的媒体应对策略。处理突发事件媒体舆论应对的策略主要在于，通过与媒体的合作，快速收集事件信息，发布官方信息，解疑释惑，最大限度地控制危机信息传播，化解或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害。其中，在信息发布上主要体现三说原则，即抢先说、不断说、统一口径说。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立即启动舆论应急预案，主动联系媒体，力求在第一时间准确发布信息，及时、坦诚表明官方的立场态度、处置意见和工作进展，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引导受众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平息萌芽中的受众非理性舆论压力。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恳谈会、听证会等互动形式，及时答复来自媒体的各种质询，有针对性地向媒体做好说
明解释，不给媒体进行炒作性报道的机会。同时，还可以组织正面宣传，树立正面典型，引导媒体和公众更多地关注正面信息。对内强化自身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增强领导干部媒体应对能力和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处理突发事件媒体舆论应对还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逐步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舆论应急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媒体定期联系制度，使政府与媒体之间形成“宣传策划一媒体报道一群众关注一群众支持”的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提升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二是充分利用官方新闻资源，构建权威性的新闻发布平台，统一口径，统一新闻源，进行有效管．理；三是加强干部培训，把“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如何面对媒体”作为日常教育内容，加强与媒体记者的互动，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四是把培养高素质的行政人员队伍作为一项长远的工程来抓，建立完善选人、培训、管理、激励机制，逐步提高舆论引导工作的能力，为舆论引导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保证。
作者单位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篇二：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
tle>后真相时代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以“江歌案”为例-百度文库后真相时代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以“江歌案”为例
作者：索
菲，邹振宇
来源：《科技传播》2018年第15期
摘
要
后真相时代下，由于新闻事实的缺位和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断受到冲击。自媒体助推引爆舆论热点，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2017年底，“江歌案”再度引发舆论热潮，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纷纷发声，争议不断，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关系引人深思，如何进行基于真相的理性正确的舆论引导成为后真相时代下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后真相；舆论引导；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8）216-0035-03
2016年，牛津大学对“后真相”一词做出解释，指相对于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民意更容易受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事实本身退居到第二位，而人们对事件本身所持的态度、带有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事实本身不再是简单的虚构或扭曲，不再是被关注的重点对象，其重要性不断下降，公众更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情感经验和自身观点看法对事件做出主观评判。
2017年12月，自“局面”栏目推出“江歌案”的系列报道后，媒体、公众关于“江歌案”的关注和讨论搅动了安静许久的舆论场，一度引发对于案件相关人物刘鑫的“网络暴力”。汹涌的情绪和激烈的争吵充斥在新媒体环境中，以“咪蒙”为代表的自媒体首先挑起了对于刘鑫的网络攻击，其后传统媒体《新京报》的新媒体矩阵连连发文，将矛头转向了对网络暴力、网民非理性情绪的批判，形成了舆论风向的偏转。
1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及成因
1.1舆论特点
1.1.1事实缺位，观点僭越
后真相时代，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当出现一个热点事件，公众在事情真相尚未完全显露，面临事实缺位的问题时，个人的主观看法占据第一位，“在情感诉求中形成舆论共同体，然后，又在新的事实出现后发生转向。”[2]事情真相的挖掘不再受到关注，公众在仅有的事件的原始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地演绎、生产观点，甚至主观式“脑补”事情真相，形成了个人观点超越事情真相的现象，导致出现“反转新闻”“舆论转向”[3]。
1.1.2理性缺位，戏谑狂欢
在网络空间里，以戏谑狂欢为主的情绪化表达越来越成为大多数网民的话语方式，而这种非严肃的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非理性情绪的宣泄。随着理性缺位带来的网民的肆意言语为舆论发酵不断推波助澜，促使舆论事件的转化升级，同时，媒体对于事件真相的忽略和对情感冲突的放大，使得真相让位于公众的“狂欢”，后真相时代，“戏谑狂欢”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常态化表现。
1.2成因
1.2.1事件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变化性
每一个事件本质的揭露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历复杂的认知过程，而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真相挖掘的不足和内容把关的弱化，缺乏对事件的真相核查和深度报道。
1.2.2社会化媒体重构了传播环境
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信息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模式，“去中心化”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多元化，使得传播环境更具突发性和动态性，同时社群化的信息传播很可能放大各种观点甚至偏见，加剧“后真相”的形成[4]；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也造成了事实还原的困难，人们难以接触到完整性、全面性、多角度的事情报道，片面、短时的信息接收使得隐匿在事件背后的真相难以被挖掘、传播、感知。另外，随着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涌现的众多线索，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开始产生怀疑，加上媒体报道的框架不同、焦点不同，时常出现情节上的反转。
1.2.3受众媒介修养不足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受众尚未获得与这个庞杂的信息环境相适应的生存能力。媒介环境的复杂化，需要受众不断提高相对应的媒介判断力，提升媒介修养。然而社会中始终缺乏使受众配备相应媒介素养的教育机制，受众本身媒介素养不足，缺乏对于事件理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信息的辨析和批判认识的能力也有待提升。
1.2.4非理性的舆论引导
自媒体时代下争议性话题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信息使得受众难以在碎片化传播过程中辨别事实，认清真相。尤其当一些热点事件触发到受众的敏感神经，与受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情感刺激则会进一步引发个人看法、观点的情绪化传播。在重大舆论事件发生后，某些自媒体也为了制造噱头、吸引注意、赚取流量，利用公众情感的泛滥和受众媒介修养的不足放大事件冲突，淹没事情真相。
2“江歌案”相关新闻报道内容分析
2.1自媒体
在“江歌案”曝光网络之后，不论是情感、民生还是文化、体娱类型的微信公众号，各大自媒体都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内容的推文，并取得了极高的阅读量和点赞量，掀起了关于江歌事件的讨论热潮。
以“咪蒙”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始展开对于刘鑫的讨伐。《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谁来制裁人性？》《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染了新头发》《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这一系列的推文大都选择极具情感煽动力的标题，运用极具挑逗性的话语和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挖掘案件次要人物刘鑫的各种素材进行演绎，其中还不乏虚假、伪造的信息。然而与杀人凶手陈世峰相关的内容基本没有。大多数自媒体避开了关于事情真相的寻找，从自身的主观态度出发进行个人观点的输出。这种“咪蒙体”式的煽动在网络上引发了受众对于刘鑫的讨伐，形成了“暴民”式的非理性情感宣泄狂潮，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走向，引发了第一个舆论爆点。
2.2传统媒体
“局面”的视频引发汹涌民意之后，《新京报》的新媒体矩阵“新京报”“新京报评论”“沸腾”连发数文，将矛头转向了对网络暴力、网民非理性情绪的批判，对“反道德绑架”和“网络键盘侠”进行口诛笔伐，引发了第二个舆论爆点。众多精英阶层、理性派人士顺势而起，对于发起网络暴力的“暴民”进行批判和谴责，认为“暴民”们对刘鑫的批判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道德审判”。
刘鑫作为案件的关键人物也是法院主要调查的对象，新京报《江歌被害刘鑫无罪，人们为什么没有耐心听刘鑫的自辩》的报道从标题上打出了“刘鑫无罪”的字眼，在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时单方做出“刘鑫无罪”的判定，有失新闻报道的严谨性和专业性；而新京报评论《江歌案，朴素正义感莫被情绪带偏》在一定程度上将老百姓的“人之长情”与恶意的推波助澜相混淆，把正常的情绪表达和键盘侠的网络暴力混杂起来。它提出了对道德的审视不能代替法律审判，但未深入思考事情的本质和现象产生的原因。
同期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则是客观、全面看待此次舆论事件的少数，相对公允地将江歌案定义为法律事件与道德事件，在全文中开放式地列举了关于此案的相对理智、冷静的评论和观点。在舆论、媒体双重失焦的局面下，深入思考道德评判与“道德审判的界限”“舆论介入和舆论审判的平衡点”以及“我们共同追求的正义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舆论的多种声音，“质朴的正义感有意义有价值，但也有局限”“法律与道德，都是对出格行为的纠偏”等，没有刻意突出冲突、激化矛盾，也没有以一言以蔽之，将矛盾点聚焦到一处进行猛烈攻击。相反，人民日报评论站在案件和舆论的全局，全方位剖析事件本身，追求事件真相和公平正义。
3后真相时代专业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坚持和责任
3.1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3.1.1坚持媒体的基本职能——展示事实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主要职业规范，是西方的舶来品，但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中国的媒体从业者也具有很大的适用性[5]。无论在什么适用范围内，新闻专业主义都逃不开“真相”这一关键词，它代表了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新媒体时代，虽然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遇到了重重挑战和危机，但传统媒体仍是挖掘真相的主导者，新闻专业主义更是传统媒体在这个时代要坚持的。传统媒体需要严谨的态度去报道事件，查验事情的来由，还原事情的真相，新闻报道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帮助受众在众说纷纭的舆论场突破表象的迷惑和情感的蒙蔽，对事件做出准确的解读。
3.1.2依托优质资源，拓展专业深度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被非理性宣泄的情感和大肆传播的观点淹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媒体在报道事实方面存在缺漏以及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式微。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快餐式、碎片式的阅读使人们难以通过深入的思考来分辨信息的真伪，同时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报道也使人们迷失在感性的世界中而丧失理智的判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传统媒体应该更加意识到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性，依托传统的资源优势，拾起原有的专业新闻生产模式，在新媒体时代拓展专业深度，并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变革创新，提升传统媒体的权威和用户对于新闻专业化的诉求和认可，提升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公信力。
3.2正确引导舆论
3.2.1正确处理舆论引导与公众参与的矛盾
对于涉及重大公共民生的议题，大众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从认知简化到情感主导的过程，因此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当充分把握受众心理的变化，理解受众的诉求以及占舆论大多数的受众的共识和情感倾向，作为影响舆论走向的关键者，应该正确调试职业控制和公众参与的关系，正确处理舆论引导与公众自由表达的矛盾。传统媒体应通过事实查验挖掘真相、击破谎言，更多地发挥专业媒体的新闻专业素养，以真相为基础，正确引导舆论。同时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不能被沉浸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所支配，应该基于事实，引导舆论向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3.2.2尊重基本事实，弘扬价值理性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让位与缺失成为了重大舆论事件的助推器，在复杂的舆论环境里，传统媒体应该肩负起时代和公众赋予的历史使命，尊重基本事实，弘扬价值理性，不能片面追求传播效果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传统媒体的具体新闻实践中要创新思路，变革内容，需要跨越表层现象，深挖文化价值，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如果只有理性的态度没有理性的思考，或者说思考的水平停留在对别人进行口号式教育的层面上，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将事倍功半，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损伤媒体的公信力。
4后真相时代自媒体话语权的合理表达
4.1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合理使用话语权
新媒体环境下，在互联网内容创业的媒介生态中，自媒体人通过内容生产聚集了多样化的粉丝群落，作为忠实粉丝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自媒体人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极强的影响力，他们生产的内容会裹挟其想传达的观念渗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中。此时受众不仅仅是自媒体内容的参与者，更是一场“暴民狂欢”的建构者。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化的信息总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就要求自媒体人提升自我的专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让话语权得到合理的表达。
4.2理性表达话语权，构建良性的公共舆论场域
在流量、关注度、商业变现等利益的驱使下，不少自媒体人无视道德操守，将拥有的强大的话语权随意使用，有些还在网络的匿名性下走向极端。虽然自媒体拥有相对自由的内容创作机制和表达传播机制，但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行的，在充分享有话语权的同时，要坚持作为公民的道德底线，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坚持基本的道德原则，摒弃制造冲突、激化矛盾、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态度，让话语权的表达真正得以实现，充分净化舆论环境，构建良性的公共舆论场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5结论
后真相时代下，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对于舆论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网络话语权打破了媒体传统舆论格局的垄断状态，结束了普通民众没有主动的舆论话语权工具的现实，一方面拓宽了受众了解事件的途径。然而随着新媒介形态的不断升级，片面吸引眼球而造成的网络霸权和网络暴力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多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传统媒体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事件查验和事实挖掘方面严肃对待，自媒体要合理使用享有的话语权，为公众提供宽容、有序、健康的话语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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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N/OL].搜狐网.2017-01-06.http://www.sohu.com/a/123560183_563954.
[3]李羽佳.传播学视域下“反转新闻”现象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7.
[4]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61，147-148.
[5]陈丽珠.缺失与坚守——反思市场新闻业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J].新闻研究导刊，2014（6）：178.
篇三：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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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解媒体：认识到位，不拒绝采访。
舆论引导、舆论宣传、舆论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回避和拒绝采访将不利于宣传自己或还事实以真象。所以不要怕记者、不回避记者，不拒绝采访，接待要彬彬有礼，对有些不良记者的有意挑衅行为要不亢不卑。
互联网打破了大报以及其他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有很多致命的新闻首先是从地方小报记者那里发出来，经过网络的迅速传播，成为大报或央视、新华社等媒体的深入报道的素材。
因此，我们应做到大报、小报记者一律同等对待。
二、善待媒体：面对采访要从容自如，有礼有节。
面对记者的提问，在自己准备的内容之内的，可客观、准确的回答，对把握不准的，一定不要回答，也不要擅自发表个人观点。对于记者一些叼钻的提问，不要像做考试题一样一一回答，我们不能重复对方提问的内容，我们可以循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逃出提问陷阱。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要说“无可奉告”，对实在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以笑应对，做到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不是特殊情况，不要接受电话采访。因为声音的感染力不如面对面地加上表情和手势，所以要与记者面谈。再者现在技术手段太先进，有些记者会通过技术手段断章取义，歪曲事实。
三、善用媒体：转危为机。
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要快、准、有序，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启动紧急处置机制的同时，要迅速成立新闻发布工作组，集体研究，统一口径，由专人向外界发布信息。而且发布信息要及时、要准确，并且要有序，有序就是随着事件的进展情况，每一个阶段都要及时准确发布信息，而不是等整个事件完结以后，再发布信息。因为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智者，通过及时准确发布信息，让公众了解事件真象，有利于问题的处理。
四、突发事件媒体沟通的常见的错误方式。
1、对负面舆论不悄一顾，懒得回应。
2、简单否认了事。
3、封堵、遮掩，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报道。
4、鸵鸟政策，躲起来或想蒙混过关。
5、推卸责任。指责他人，使本来可能化解的危机不断地升温。
6、与媒体对抗。
五、与媒体打交道的十大黄金法则：
1、准备原则：接受记者采访前应先了解他的一贯新闻报道兴趣点和写作、采访风格;必须清楚记者要什么？你要说什么？了解采访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并准备好答案，让记者引用你的话，精心构思策划，像记者一样思考，记住长篇大论不如入耳入脑入心一句话。如果是电视采访，出镜前向前看，向后看（与镜头距离1.5米），保持良好的形象和避免背景的负性影响。接受采访的人要事先演练。有条件的可以用模拟录像演练采访，无条件的可对着镜子练习，由同事检查并反馈意见。
2、快速原则：兵贵神速，及时回应;二小时内必须发言，每天发布2～3次。接受采访时应当尽快讲事实，慎讲原因。
3、简洁原则：言多必失。回答问题时简短准确，直入主题;尽可能少用一些令人麻木的数字。
4、临阵磨枪：在二小时额度内可“临阵磨枪”，不被媒体激怒，不冲动妄言，稳健行事。
5、及时澄清：避免模糊，及时澄清，不留遗憾，关注认知错误，回答问题前必须逐条纠正，回答要准确，直入主题。
6、情感原则：要想上镜，那就得打动记者的心，记者总是喜欢能感动人的新闻；尊重记者，有礼有节，千万别与媒体过不去。
7、差异原则：注意媒体都是不同的，版面不同要求不同，你对事件的表达方式必须与众不同，让差异化为你服务，做到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8、重复原则：重复带来更多重视。好话永远都不怕说第二次，重复越多，命中率越大。
9、时机原则：相视而动永远是最好的选择，绝对好的时机可能根本就没有，见好就收是最好的选择，必须善于随机应变。
10、全程原则：记者可以报道一切他们听到、看到的东西，必须全程参与，全程保持被采访的状态。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巧用它，善用它，可以让医院的形象提升，但藐视它，则有可能让医院形象大损。
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善待记者，善用媒体，主动引导，打造平台，居安思危，处乱不惊，及时应对，不卑不亢。
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余世猛）
一、当前媒体的特点
当前，已经进入了媒体化的时代。新兴媒体风起云涌，如互联网、手机、3G等。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一样，媒体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几个“强化”：
信息传播功能不断强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群众的信息需求也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今的媒体更注重于传播群众所关心的各种信息。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助力下，当前的信息传播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迅速、快捷的传播方法，并且形成了信息海量、传播快捷、公民参与度高、影响力巨大的特点。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也不断提高对信息传播的要求，从而不断强化了媒体自身的信息传播功能。
舆论监督功能不断强化。在我国的监督体系中，人大监督是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监督，它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律强制力，而舆论、群众监督的优势在于公众性和社会性，其监督力度源于社会舆论声势和群众的广泛参与。在目前的体制下，舆论监督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网络媒体，由于其具有广泛性和时效性的优势，在舆论监督、鞭挞腐败以及畅达民意、维护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益表达功能不断强化。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参政议政的愿望和意识越来越强，媒体成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三者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媒体的表达功能体现得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现代社会已经形成对大众媒体的高度依赖，掌握了媒体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众多的社会资源，因而各种社会团体、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更大的主导权，往往通过媒体进行公关、角逐，争夺话语权，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
市场化及社会化功能不断强化。当前，一方面，媒体为市场竞争推波助澜，作为市场竞争的中介，沟通买卖双方，为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媒体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从单纯的事业单位逐渐过渡到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运作模式，其效益直接与群众的认可度及市场的占有率挂钩。因此媒体更加注重对自身与市场及社会需求的调整。
二、政府在媒体运用和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在以往的公共事件中，酝酿成负面事件的不少是因为应对媒体不当而引起的。当事人或单位往往错过了第一时间表达事件真相的时机，导致了舆论的一边倒，从而演变成了公众事件。目前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媒体的时候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不会用。一些基层政府或部门人员往往忽视了身边宝贵的媒体资源，只顾埋头干活，忽略了与媒体的沟通，甚至是运用
媒体来作自我宣传，从而导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顺，贻误了工作时机，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甚至使媒体和公众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
二是不会讲。不懂新闻发布艺术和技巧。不懂得把信息很得体地发布出去，在媒体面前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乱讲，导致了许多荒唐事件的出现。这些政府官员对媒体的不当应对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
三是不敢讲。在媒体面前不够自信，缺乏勇气，不敢担当，害怕媒体采访。究其原因，主要是心理上存在“三怕”：一是怕失言，担心言多有失，被领导批评；二是怕“失度”，把握不了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应该讲到什么程度；三是怕“担责”，担心对媒体说错了话要承担责任，或被媒体抓住把柄。所以，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后，便使出了“耍太极”、“打哈哈”的功夫，对媒体的采访唯恐避之不及。
四是不去讲。存在侥幸心理，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掩则掩，能盖就盖。实际上，目前无所不在的职业报料人，再加上微博、QQ群以及各种网络论坛，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就会迅速传播开来，根本无法隐瞒，而不去讲往往导致政府部门在事件的后续处理及信息发布上陷入被动。
三、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应对之策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且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舆情事件。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灾难性、连带性等三大特性。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须注意技巧，遵循以下六大原则：
主动发布。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积极应对舆论。“不能躲”，不论是否愿意和媒体打交道，当媒体找上门时不能躲避；“不能捂”，一定要主动发布，不能等事件被炒起来才被动应对；“不能推”，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能把责任随便推卸给其他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人是各个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是事件处理过程中把政府的声音传递给社会的一个“口”。而政府新闻发布的第一责任人是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对新闻发布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对于依法应当发布新闻而不发布，或未在有效时间内发布；不及时发布新闻，或有意发布虚假新闻；违反程序规定擅自发布新闻；拒绝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新闻发布指令，或延误时机，执行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将按相关规定依法追究单位或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假如信息不及时公开，将使政府形象很快被妖魔化。因此，不要怕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要防止记者抢发了不是出自政府部门发布的新闻。在新闻发布的过程中，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占有了主动。
迅速快捷。危机事件发生后，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向媒体公开和发布信息。所谓“第一时间”，就是公众还没完全掌握事件真相的时间。突发事件发生后，1个小时内必须要完成新闻通稿的
撰写及发布。目前又有专家提出了“黄金4小时”的概念，即突发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媒体就可能将事件传播、发酵，形成有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所以，政府必须在4小时之内发声，要成为事件的“第一定义者”。因此，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引导舆论极其重要，一定要及时发出权威的声音，抢占舆论主动权。
统一口径。口径是指在新闻发布中对事件起因、处置情况等重要问题最权威、最准确的回答。有了统一的口径，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上才能赢得主动。在奥运会前期，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出了经济问题，情况很敏感，当时奥组委统一的口径是三句话：一是刘本人未在奥组委任职；二是刘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个人行为；三是奥组委一直加大对奥运各项工作的监督，坚决打击贪污行为。这三句话清楚地回答了境外媒体的采访，避免了媒体的猜疑。所以，对外发布新闻的口径必须高度一致，不能提供互相矛盾的信息；各部门在应对媒体的时候，不能为了明哲保身，把问题推给别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要讲究艺术，做到顾全大局，避免顾此失彼；面对记者的提问，对于不清楚的，可以委婉告知，避免出现“无可奉告”之类的话。
准确有据。媒体对重大事件几乎是没有不报道的，所以，就要求政府部门一开始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以防止媒体抓住把柄炒作。对于某些媒体来说，坏消息才是好消息。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不能一开始就一味淡化问题，或者草率定论，导致信息与事实相距太大，而是要讲究技巧，善用新闻语言，以满
足记者的基本需求。在把握度的前提下，尽量把记者和公众最关心的东西发布出去，少提领导，多列数字和事实。要向公众及时告知危机的真相及可能的风险，如果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也应该告知公众，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控制现场。在确保事件顺利处置和记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一般不得干扰、阻挠记者合法采访活动。但是，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突发事件中，个别别有用心的媒体，尤其是境外反动媒体，往往会对现场的场景进行过分渲染，夸大事实报道。因此，加强对记者采访的管理，特别是事发现场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在事件现场保护方面，可以依法设置警戒线，警戒线内严禁记者进入采访；在警戒线外划定新闻采访区，规范媒体采访活动；设立媒体接待处，负责接待媒体来访、组织采访活动，掌握媒体到场情况。新闻发言人在现场要切实发挥作用，除协调记者采访外，还要及时通报情况。
跟踪舆情。跟踪舆情是突发事件善后及舆论引导的关键。政府部门要保持所有危机信息最权威发布者的地位，一旦出现不实传言、谣言，要立即察觉，迅速作出研判，并及时回应以正视听；要主动设置议题，及时转移舆论焦点，不断向媒体及公众输入正面信息或用新的热点吸引公众关注；要关注公众及舆论关注的焦点，并及时进行引导。值得一提的是，对媒体的不实报道进行反击是无益的，恰恰又是媒体所欢迎的。因为反驳造成的对立气
篇四：后真相时代下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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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我国已进入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期，其原因有二：其一是自然因素，我国地缘辽阔，跨经纬度大，自然现象多变，经常会出现南方洪涝北方旱灾之类的自然灾害。其二是社会因素，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各种矛盾不断碰撞，基尼系数愈加拉大，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愈加活跃，大众迫切期望政治体制改革和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对撞，也导致了突发性公共事件愈演愈烈。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舆论引导的必要性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因其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必然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心理震荡，公众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突发性事实的真相，渴望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倘若不能有效地遏制大众的信息恐慌心理，谣言便会跑在事实真相前面。同时，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一旦受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的影响，大众会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从而表现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忽略事实真相，进一步放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危害性。因此，必须注重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引导。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舆论引导的角色分析
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多方角色合力的结果，其参与者包括大众、媒体、政府等各个角色，多方的博弈使得强势意见愈发强势，弱势意见逐渐湮灭。我们从舆论形成过程中不同角色的作用和地位出发，简单分析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
（一）大众
在发展传播学派鼻祖勒纳的理论模式中，城市化、教育、大众传播和公众四个要素的互为因果的作用促成了现代化的过程。而其中，传播是社会的基本机制，它把分散的个人联系起来，形成有一定秩序的社会。在灾难爆发时期，人们会对大众媒体有更强的信息诉求。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基于社会和个人心理需求的驱使，人们会主动诉诸大众媒体或其他渠道以满足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在突发事件中，当政府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匮乏时，一旦处理不当或语焉不详，政府失语便会造成信息缺失，形成一个虚位以待的谣言滋生地。
（二）媒体
从受众需求论出发，媒体需要按照受众的收视心理习惯来应对突发性事件，起到媒体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等方面应有的作用和典范。例如，在地震知识普及过程中，媒体针对观众所产生的“对地震方面的知识以及如何避震的常识”这一收视心理需求，派出记者进行电视抗震方法模拟体验；又如在海啸事件中，造成巨大伤亡的主因并不在于第一波海啸的危害，而是大众对二
次海啸的杀伤力估计严重错误，看热闹或松懈的心理导致二次海啸的巨大伤亡。如何将这些知识和教训有效地传达给大众，是媒体必须审慎考虑的问题。
社会是一个大的系统结构，在非危机状态下，媒体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由于其组织常规、技术条件等非人为因素的存在，掩盖了组织建构的过程。当组织常规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时，媒体需学会利用已有的预警方案和根基来确保危机状态下的传播行为，媒介频道必须采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参与信息的传播与报道。
（三）政府
由于其权威性，政府具有无可比拟的公权力，在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和灾害方面，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政府需要未雨绸缪，逐步从危机处理者向危机管理者转变。
就政府个体而言，有些政府管理者心态不良，不采取预防措施，没有忧患意识。有的在突发事件面前惊慌失措。深层原因是思想不重视，缺乏经验，班子结构不合理。
就政府组织而言，当政府安全管理部门处于缺席状态时，公众内心产生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往往就会转向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谣言便有了最佳的滋生地，因此政府需建立一套合理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来引导舆论。当发生突发性事件时，为了正确引导舆论，维持社会秩序，需紧急启动突发事件对外宣传应急预案，政府在第一时间组织实施全方位的对外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稳健
把握公共危机事件对外宣传的正确舆论导向，避免谣言的产生，做到控制局面、稳定社会、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良好效果。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突发性公共事件由于其发生的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在新闻报道中要求甚为严格。从新闻事实出发，笔者认为在新闻报道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新闻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
比如厦门PX事件，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这起突发性公共事件以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抗议达到高潮，在此次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媒体的新闻报道普遍地将PX项目定义为与厦门市民利益有关的重大公共事务，在此基础上，强调厦门市民对于项目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新闻报道批评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在PX项目论证的过程中没有让市民充分知晓、参与，是失职行为。在这种媒体叙事中，厦门市民就被赋予了公民的身份，他们对于PX项目的反对行为就有了法律赋予公民正当权利的合法性支持。从事实出发，有理有据地对PX事件进行理性探讨，媒体也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二）新闻报道要人性化，避免二次伤害
汶川地震中，新闻媒体的及时跟进和记者深入灾区的细致报道对于抗震救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媒体报道方式和记者的采访方式值得商榷。有些记者不顾场合，在抢救伤员
的紧急时刻进行采访，分散了救援人员的注意力；有些记者现场采访不顾方式方法，频繁与被埋的灾区群众和刚挖掘出来的灾区群众进行对话，消耗了他们的体力。
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本着人本主义精神，防止“二次伤害”、“克制性采访”应成为新闻媒体的行业共识。任何采访都应谨守底线，这就要求媒体进行“克制性采访”，在关注灾情的同时，尽量绕过那些显而易见的、可能因采访而生的人为伤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报道的人性化视角。
（三）媒体需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增强外宣意识
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33名学生死亡，此次恶性突发性事件严重危害美国国家形象，美国政府却实施了一次完美国家形象公关。枪击案发生后，美国的主流媒体、政府及民众的反应和做法使美国从“危机事件制造者”的角色成功地转化为让人同情的“受害者”的角色，甚至成了一个大度、宽容、平等、尊重生命的国家典范。
在对这次突发性危机事件报道中，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的表现相当理性，通过对报道素材和事件的取舍，来正确设置媒体“议程”，构建有利于美国国家形象的报道框架，同时，美国政府和官员也安抚民心，塑造政府形象技巧娴熟。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危机公关起到的应是“疏”而不是“堵”的作用。反思各类突发性事件，我们需
进一步完善应对机制，使得危机预警机制从常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从事后管理向前瞻性管理转变，安全地度过突发性事件高发期，努力将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变为己方宣传利刃，从而凝聚民族精神，树立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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