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10篇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10篇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百度文库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问题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  摘要:产业投资结构就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在各个产业部门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10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10篇

篇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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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问题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

  摘要:产业投资结构就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数量及其比例关系,它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而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的产业投资结构现状进行研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合理实施并优化我国产业投资结构。

  关键词:产业投资结构;优化;对策

  Abstract:TheindustrialinvestmentstructurereferstothequantityallottedandtheproportionalrelationshipofinvestmentineachindustrialdepartmentatacertaintimeI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continuousandstableeconomicdevelopmentbyinfluencingtheindustrialstructure.ThepaperstudiesthepresentsituationofindustrialinvestmentstructureinChinaandputforwardsomeoptimizingmeasuresforit.

  Keywords:industrialinvestmentstructure;optimizing;countermeasures

  一、引言

  产业结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而形成的一个多层次经济系统,不同的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不同,因而导致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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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产业结构演进的战略框架及其效果已成为经济能否保持良性发展的关键,因此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寻求整体效益最大的产业结构。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研究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影响产业结构的各种因素,而产业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不仅通过消耗各产业部门的产品影响各产业部门的产出,而且直接决定了各产业部门的未来的供给能力[1]。因此可以说,我国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在于优化产业投资结构。

  二、我国产业投资结构现状研究

  产业投资结构就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数量及其比例关系[2]。产业投资的主要形式是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在这里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产业投资额。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呈现以下趋势(如表1所示):

  1990-2005年期间,第一产业投资所占比例一直很低,基本维持在2%-4%之间,随着投资总量的扩张,2005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亿元(当年价格),增长率约为%;1990-2002年期间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降到2002年的%,下降了约%,2002年以后逐步回升,到2005年时达到%;第三产业投资不仅所占比重高(1993年以后均在50%以上),2002年以前所占比重不断升高,之后又略有下降。总体来看,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结构在1990-2006年间已经变成“三、二、一”,产业投资结构正在逐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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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199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向第一、三产业倾斜,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基本保持上升的势头,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略微下降之后稍有升高。与产业投资结构相比,尽管第一产业的投资比例有所增加,但其产出占GDP的比重却连年下降,这说明第一产业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调整内部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的产出占GDP的比重没有随其投资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原因,在于第三产业正处于成长期,信息化程度低、发展滞后,产业竞争力不足。

  三、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

  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投资额占三次产业总投资的%,以后各年份基本上是逐年下降,到了2005年,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只占到了总投资额的%,使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事实上,我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采用现代技术的现代部门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传统部门并存,其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在促进二元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目前我国的问题是工业部门不现代,农业部门不发达,虽然农业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在农业不发达的前提下转移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虽然维持了工业部门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限制了工业部门提升产品结构的积极性。可以说发达的农业造就高素质的农民,高素质的农民推动工业的现代化。所以我国产业投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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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虽然有了明显的好转,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是符合产业演变规律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不利于有效纠正农业发展滞后的不良状况,也不利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第一产业绝对值的持续增长,其结果必将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制约我国工业化进程,阻碍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的投资结构失衡

  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分阶段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这三种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不断改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主要基础,也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提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提高本国基础设施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举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需求导向作用,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需求。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是诸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高速公路对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大型客机对跨国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条件。因此,不断推进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3]。

  从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而基础部门投资增长相对落后。在此可以用基础部门对加工工业投资增长弹性的变化来说明这一点。基础部门对加工部门投资增长弹性是指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速度与加工工业的投资增长速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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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比。表2所列的是基础部门对加工工业投资增长弹性的变化情况。1979-1992年间基础部门对加工工业的平均投资增长弹性,还低于改革前1953-1978年的,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明显趋缓,而加工工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则超过了对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速度。虽然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主体对基础部门的投入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基础部门与加工工业的投资结构失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只是从1996、1997年开始,由于新经济低谷期的到来,在需求约束下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乏力,基础结构失衡状况才稍有暂时性的缓解。从2002年开始,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经济、启动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大大加快,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加大,基础部门和加工工业二者的投资结构失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比重偏低

  1999-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迅速,值得肯定的是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吸引了更多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邮电通信业顺应现代物流和信息化发展加大了技改力度,有利于提高该行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其服务水平,更好的发挥该行业通商、通政、通民的功能。这符合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需要。

  但是从总体看,我国服务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整体水平较为落后。当前我国服务业主要问题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运输、仓储、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投资比重过高,而金融、保险、电信、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这同时导致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不合理。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和货运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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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合占服务贸易出口收入的65%,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都是弱项,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十分有限。可见,第三产业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弱化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投资总量

  我国应挖掘各方投资潜力,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使投资总量得到大幅增长。首先是间接融资日益市场化,取消了国有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规模限制,实现了银行自主审定贷款事项。其次是试行项目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打破传统投融资体制中主要依靠政府分配投资资金的格局,推动社会投资的发展。最后是大力发展民间投资,制订出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对现行的投资管理制度进行清理,调整其中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取消所有制歧视,简化审批制度。同时应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实行开放的行业准入制度。

  (二)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将投资者的资金集中,主要对未上市企业进行组合投资,投资收益按资分成,风险由投资者共担的投融资制度。在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促进高新技术转化,缓解结构性的资金供需矛盾。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投资负担,又增加了投资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使三次产业持续快速发展。[4]

  (三)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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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是:第一产业要增加投资总量,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及市场竞争力;第二产业要优化内部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第三产业要加大投资力度,促进产业高级化。

  第一产业投资中政府应制定明确的目标,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改变目前主要的财政拨款的投资方式,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强化信贷资金的调控力度。第二产业投资要强化投资约束机制,改善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益。要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培养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机制,制定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投入的政策,最终通过企业产品质量的改进增强企业的产品优势、企业优势,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通过前面的关联分析,我们看到第三产业在我国已处于一个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位置,要努力增加第三产业的投资总量,第三产业投资要适应城市发展和市场需求。在加大第三产业中新兴行业投资的同时,注意支持传统行业适应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而增加投资的客观要求,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结构层次的逐步提升和传统行业内部的积极创新。

  (四)加大对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产业结构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重要原因在于技术创新乏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新兴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投资倾斜,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加大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同时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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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化器的建设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范德成.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J].学术交流,2003(1):68-71.

  [2]李杰.投资结构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04-210.

  [3]邱华炳,刘晔.投资结构变迁的体制转轨背景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1(8):37-41.

  [4]陆凤莲,殷红.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分析[J].中国统计,2007(8):46-47.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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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第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主要实现了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变为第二产业占优势比重,这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完成的。第二个转折是由第一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逐步转变为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一产业,这是在80年代后期实现的。这两个转折的实现,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由20世纪50年代的一、二、三产业排序,演变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二、三、一排序。这一变化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由农业为主导产业转变为工业为主导产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而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则意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的趋向。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性。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变革的动力源,而产业结构的变革又会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当产业结构处在以第一产业为主体产业时,经济发展是处于主要满足于人们生存需要阶段,即表现为农业社会的特征。当第二产业成为主体产业时,经济发展也就进入到主要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阶段,即表现为工业社会的特征。而一旦当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时,那么,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生活质量提高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由此可以概括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由农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工业、服务业占优势比重演进。

  第三,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会因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这样的趋势: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日趋减弱,1978年以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30%之间,1978年以后随着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减少而不断下降,其贡献率均在10%以下。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在绝大多数年份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50%—70%,这与我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相连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随着其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增加而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现在已经大大超过第一产业,以后第三产业的高度发达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产业时,将取代第二产业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这种变化趋势,反映了经济发展是由物质生产为主转向非物质生产为主的一般规律。

  第四,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决于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就会影响资源投入的效率,造成产业之间的“瓶颈”制约,使宏观经济运行失衡,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产业结构条件。因此,适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篇三: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我国产业结构趋同成因分析综述

  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

  问题

  被提出以后,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

  经济

  的不断

  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愈发严重;有的学者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将由趋同走向趋异。大部分学者首先

  分析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然后指出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危害,最后寻找出对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及数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变时期,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变,使其向高度化发展,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成因进行归纳分析,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的认识。

  一、“体制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体制弊端是产生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主要的内在根源。

  (一)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而对产业发展的干预

  江小涓、刘世锦对

  中国

  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中,认为地方政府发展电冰箱项目的愿望受地方政府项目选择标准的推动。据一项调查,在地方政府投资项目选择的各种动机中,“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满足本地需要”,无论在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中都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分别是“加快合乎发展”和“在同级政府中领先”。

  杨伟民、沈霖等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了六种不同形式的财政承包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决策权扩大;地方政府不满足于接受逐步弱化的再分配成果,开始进行地方产业结构、工业

  体系完整化的努力,以享受高附加价值的收益。

  卢现祥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主要根源在于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地方政府对政绩追求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刺激(如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发展的“九五”计划)就是我国产业结构周期性出现的根源。从深层次来看,我国地方政府之所以充当投资和产业发展的主体,根源在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启动。在产权制度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充当投资主体和产业发展的主体。

  夏兴园、李洪斌等认为,各地方和各部门利益的驱动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利益集团长期主观追求利益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均衡”。

  宋宪平认为,体制障碍是产业结构趋同的内在根源,改革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强化了地方利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决定

  的投资方向、投资重点,决定产业配置格局,一些投资少、见效快、价高利厚的投资项目成为各地方政府首先追逐的目标。

  韦伟、孙军、顾朝林等从契约的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安全和稳定作用,尽管这种体制很脆弱,但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的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在市场经济规则有效的情况下,这种保护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由于契约制度在我国发育不良,全社会契约制度和观念的缺失,难以实现真正实现跨地区产业协作,加上以行政区经济为特征的各地决策者盲目追求政绩,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就很

  自然

  了。

  从契约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这是一个新的角度。认为产权主体的不明确导致契约主体缺失,从而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及市场不均衡、信息不对称、地区分工协作难以形成,最终的结果是地区产业结构盲目的趋同。归根结底,还是产权不明的问题。

  王晓春、胡荣涛、张许颖、苏明吾等利用博弈论来分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王晓春从“囚徒困境”角度分析了政府行为,并把各级政府比喻为各个囚徒,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各个投资主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人们会发觉,“囚徒困境”是形成新一论产业结构趋同的经济根源。所谓“囚徒困境”是指两个都具有理性的嫌疑犯各自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却是帕累托无效的。胡荣涛、张许颖、苏明吾等认为地区利益始终对地方政府行为是一种基本的制约因素,地方政府有关产业调整和发展的博弈行为是在追求地区利益中开始和结束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是形成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用博弈行为分析模型论证了该论点。何伟通过建立“重复投资困境博弈模型”和“引入外部

  影响

  能发挥比较优势的投资博弈模型”,论证了在“个体行为理性”原则下,每个投资主体策略选择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重复投资不可避免。

  将博弈论分析

  方法

  引入,对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成因进行分析是一大进步,不仅将博弈论的

  应用

  领域进一步推广,而且能够很清晰的构建了产业结构趋同

  分析的框架,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方法。

  总之,上述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是政府追求地方利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但是,将这一问题的成因完全归结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则略为欠妥。事实上,有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并不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引起的。

  (二)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

  政治

  目标而实施“同构化战略”

  从表面看来,“同构化战略”似乎与政治目标不直接相关,似乎只是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行为,但在“产值翻番”、“超常增长”等经济目标背后,却经常隐藏着明确的政治功利目标。在此政治目标驱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同构化战略”的外化表现。全国自强市、县,以及各个省、区对本省、区内的各县的排名等,都是当地政府的一种“刺激”或“激励”,为发展经济,提高当地国民经济总量,为使当地的排名不再列为倒数几名或几十名,为使自己今后的执政生涯添上一笔,地方政府官员将积极发展有利于快速提高产值的产业,有时候甚至不顾市场、当地的情况等。所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治目标而实施“同构化战略”。

  持该观点的学者能透过表面,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认为地区产业趋同的原因均为地方政府为追求政治目标而实施“同构化战略”所致,则略为偏颇,并不是所有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都是由于政府官员所造成的,对这一问题上需要进行区分和使用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价格体系不合理

  由于价格扭曲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区域在资源与初级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当地方自主权随着纵向计划约束放松而增大时,发展本区域加工工业成为几乎所有资源省区的战略重点,从而形成了主导产业不在区位的状态。

  (四)资产存量配置刚性

  在传统体制下以行政手段实现的区域均衡,在体制转轨时期受到种种

  社会

  经济

  条件的制约,使存量调整,每每受阻。我国

  自然

  资源分布和

  工业

  结构布局的既定格局决定政府资源配置成本增加,政府为协调资源流动在提供物质手段方面受到的约束,并不是一个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问题

  。无论将来设计出何种适应经济运行和

  发展

  的经济体制,这种非体制性制约始终存在,它必将对工业机构的调整产生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

  (五)产业政策存在缺陷

  产业政策地区化和产业分类管理工作滞后,缺乏长期的产业组织政策和

  组织政策。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非市场因素干扰较多,往往

  不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要求,或与国家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相冲突,导致重复建设和区域间产业同构化问题严重。

  (六)投资体制不完善

  投资主体尚未真正形成;信贷规模调控和

  金融

  市场的地区封锁使地方政府和可支配的资金不足,制约了投资的可选择性;国有产权改革滞后;对投资项目的宏观调控不力。在我国,很大程度上的投资项目需要政府的参与或引导。

  (七)产业组织结构原因

  与

  历史

  发展过程和体制因素相关,我国地方产业结构趋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产业组织结构,或者说规模结构不合理。从严格

  理论

  意义上说,生产规模只是工厂规模,市场份额占有规模、资金支配规模才是真正的规模。各国工业化的经验证明,产业的空间合理配置和区域经济合理分工主要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大型产业资本集团来完成的。而我国原有体制下工厂与基本上是合一的,对地方政府存在着很强的依附性,缺乏有能力跨地区对资源要素实行优化重组的大型、特大型产业资本集团。这种状况在改革过程中尚没有根本改变。就是说,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应当承担扭转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趋势的投资主体。

  从微观层次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了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第一,信息市场不发达,信息传递通道不畅,市场信息引导滞后。市场信息的无知性必然导致安排建设项目的盲目性。第二,的“过度进入”行为直接造成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

  (八)相近的体制、机制等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

  影响

  即受到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限制,各地区共同的体制、共同的机制,必然产生类似的发展方式。但是,相近的发展水平,相近的

  科技

  水平,也是造成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地区产业结构非正常趋同是地区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中背离社会劳动地域分工

  规律

  和客观要求,导致损害地区间的产业合理分工和区际比较利益、宏观经济效益的产业结构趋同。

  二、非体制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从现有制度安排出发,认为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因素。

  (一)人口规模、分布的影响

  各地区人口数量虽然差异很大,但基数都很大,形成对经济资源环境状况的需求“乘数效应”,表现为产品与就业的需求压力和拉力,促使市场规模在各地区扩张,这也是各地区产业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二)自然资源状况

  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使得地区产业交易存在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在现有的基础设施约束条件下,导致部门在区域间配置资源成本提高,也迫使各地区不得不采用就地加工、就地消费的均衡化产业格局。

  (三)运输条件滞后

  一些地区由于

  交通

  运输条件滞后,导致产品流通不畅。这些地区只有建立相应的工业体系,或发展一些必需的工业,以满足这些地区居民的需要。

  (四)观念原因

  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鉴于国家在总体上,大致是实行地区均衡战略,全国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长期竞相追求“万事不求人”的封闭式产业结构体系,使得我国产业的地区布局同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相脱离,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内部结构日益非正常趋同。

  (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徐剑锋从通过进行实证

  研究,认为苏浙沪产业结构的趋同实质上是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与产业内部贸易理论,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经济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这时,两个均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贸易将更加紧密。而这主要是基于高加工度产品与新兴服务业的差异性加强以及需求的不同偏好性加强。

  李昭、文余源等从要素供应市场、商品需求市场、区域经济政策、流通领域、政府行为等几个方面展开

  分析。三、结束语

  不管是体制原因,还是非体制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而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趋同原因并不总是一样的。有些地区出现产业结构趋同是体制上的原因,有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是非体制原因。此外,有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不仅有体制上的原因,还有非体制上的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段出现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成因也会不同。因此,在解决问题时,相应地要考虑这些综合因素,才能找到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篇四: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

  一、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比例关系不协调,供求不平衡等,得到基本解决。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来。观察和分析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对策,是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一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1984年,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32%,比1978年的28%提高了4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村和农业改革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反映了资源配置向第一产业的倾斜。使得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提高,是我国一种特有的现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是一种纠正第一产业发展不足的偏差而产生的暂时情况。这个时期,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第一产业达到%,超过二产10%和三产%的速度。但是,由于这种结构变动具有补偿性和暂时性,从1985年开始,第一产业的比重就逐步下降。在这个时期,纺织轻工等消费品工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满足了市场需要,但重工业处于调整之中,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较多。

  第二阶段,1985年一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

  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8%左右上升到34%左右,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同时,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3%左右,而第一产业下降6个百分点。这个时期资源配置的最大特点,是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带有补偿发展不足、调整比例关系的特征。8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时,就业的压力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出来,社会资源的配置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第三产业为20%,第二产业为17%,第一产业为%。在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3400万人,而第二产业只增加2500万人。

  到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量上也超过第二产业。

  第三阶段,1993年—1996年和今后一段时间,是我国重化工业主导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加强,使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了6个百分点。1996年,第一产业的比重跌至20%,第二产业的比重接近49%,第三产业下降至31%。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其内在原因,是长期存在的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制约的矛盾最为突出,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又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带动了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相应带动了第二产业的增长。1991一1995年与1981一1991年、1986一1991相比,工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都要更快(见下表,单位:%)

  1991—95年1986—91年1981—91年

  工业总产值

  建筑业总产值

  这个时期,我国重工业的增长,改变了80年代以来始终低于轻工业增长的局面。这个阶段目前还未结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与下世纪初。目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己初见成效,制约国民经济的“瓶颈”矛盾已得到缓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方兴未艾。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九五”或更长一个时期,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电子、机械、石油化工、建材等制造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突出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九五”期间近三年来,抑制通货膨胀、实现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任务,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业结构的矛盾相对突出出来。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近几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是,从总体来看,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由于人均耕地少,劳动力富余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这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结构矛盾,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人均耕地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入不能增加,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还很普遍。继1996年粮食大丰收之后,1997年夏粮又获得增产。虽然国家采取了敞开收购粮食和实行保护价格等措施,遏制了粮食市场价格的下跌,但从全国看,农民从粮食增产中得到的纯收入增加不多。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96年仅增长%,低于前两年的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慢,限制了农民扩大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能力。1997年,农民的消费性支出比上年增长%,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占人口总数70%和劳动力总数55%的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不利于国民经济顺畅循环。

  (二)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有明显缓解,个别地区还出现相对宽松的状况。但从全国来看,供水、供电、交通(特别是城市交通和长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缺水,有108座严重缺水。1997年北京夏季持续高温,空调器等电器的用电负荷增加,现有电无法承受。我国80年代以前的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均未考虑空调、微波炉等电器,将来,随着这些电器的普及,电的改造任务日益突出出来。这是国民经济中的又一结构性矛盾。

  (三)加工工业水平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加工工业不仅质量和效益水平低,而且人均数量水平也不高。我国加工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和产量也增长较快。从目前的供求关系看,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但按人均产量我国的水平仍然较低。据统计,除水泥等少数产品外,我国加工产品的人均产量还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差距更大。例如,纤维(包括天然和合成纤维),我国人均公斤,世界平均是公斤;乙烯,中国人均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公斤;电,中国人均878千瓦时,世界平均水平2220千瓦时,美国超过万千瓦时,日本是7260千瓦时;电冰箱,我国每万人平均产量75台,世界平均水平是96台;彩电,我国每万人平均产量172台,世界平均水平194台。当前生产能力与能够实现的有效需求不平衡,这是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从长远看,我国工业品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如何挖掘这个市场潜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四)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1996年,第三产业新增从业人员1050万人,而第二产业只增加550万人,第一产业减少了700万人。但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上得不快,目前只有30%多一点。第三产业投入少,见效快,近几年来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体制和政策障碍逐步得到克服,但其创造的产值增长还不够快,比重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这个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揭示。

  当然,从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地区产业结构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但产业结构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上四个矛盾。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出路和对策,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一)三次产业结构矛盾的原因分析

  1、第一产业矛盾的症结,在于耕地、水等资源相对短缺和劳动力严重过剩。

  我国人均耕地和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今后每年还有大量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这就使我们面临一个难题,由于资源短缺,必须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这要花费大量投资,包括水利设施的建设,机械设备、动力、化肥、农药的投入等。这就使农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而富余劳动力又使得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纯收入难以增加,“增产不增收”,“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等现象还很严重,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多年来,采取的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价格,“以工补农”等措施起到了促进农业发展的效果。但当主要农产品价格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后,我们面临着政策上的新的选择。除了继续增加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还需要开辟新的道路,采取新的措施。

  2、第二产业供给能力大、需求相对不足矛盾的根子,是农民多,收入低。

  我国人均拥有的主要工业品和住房,在世界上尚属低水平,具有发展的潜力。但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目前在城市已经普及的商品在农村尚无购买能力。

  3、造成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状况的原因,有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发达等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城市化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相适应。

  历史上,由于工农业分割、城乡差距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避免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采取了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对策,在广大农村发展乡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各国工业化时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道路(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并未在城市落户,基本也属于离土不离乡)。这对于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占用耕地、制约第三产业同步发展的新问题。

  实践证明,工业和居民住地过于分散,难以产生集聚效应,难以以城兴市发展

  第三产业。在乡镇中,农民从种田转为做工,但生活方式未变,也就没有商业、服务业、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的相应发展。有些农民进城打工,其本人生活基本保持了较为单调的方式,其家庭留在农村,也未对第三产业提出需求。1995年,我国640个城市的市区,有人口5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亿。其所占的国土面积只有全国的%,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的79%。客运量占76%,货运量占65%,邮电业务总量占%,用电量占%,社会消费的零售额占72%,商业和餐饮业点%,卫生机构床位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68%,文化体育设施也主要集中在市区。统计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的18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每向第二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只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国家,每向第二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可向第三产业转移2个劳动力。从严格的意义上说,1985一1992年期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解决了现有城市中第三产业相对滞后的问题,这个期间,第三产业成为安置城市就业,解决企事业富余人员,增加单位和个人收入的主要途径。公司、商店、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农民也进城加入三产大军,个体商贩、商店、饭馆、居民家庭大量雇佣农民工,环境卫生、修理行业等赃、累、苦的工作基本由农民工承担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为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体制和其它原因,并未更多地分享现代文明发展所创造的第三产业的成果。

  城镇发展相对滞后,所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居民居住用地过多。据土地管理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城镇居住占用的土地近4000万亩,人均占地75平方米。农村居民住宅用地接近亿亩,人均占用土地接近200平方米。上海松江县小昆山镇,采取“工业向园区集中,居民向集镇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发展”的政策,1780户居民的宅基地,就可以从1045亩减少为212亩,减少80%。江苏省的村镇规划表明:如果适当将目前的村落向中心村和基层村集中,可复垦耕地300万亩。因此,根据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城镇,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不仅可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大量节约土地,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点选择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依次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农业、第三产业和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以解决这三个矛盾为战略方向,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推进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为解决这三个矛盾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采取重点加强这些产业发展的措施,使资源的配置向“瓶颈”部门倾斜,在调整产业结构上取得很大的进展。产业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已得到基本解决,“瓶颈”产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已得到较大的缓解,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以解决产业供给能力不足,平衡产业比例关系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将顺利完成。今后,为了进一

  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相应地,产业政策,也要由倾斜式地开发产业供给能力,转向开拓市场,创造和培育需求,通过市场引导产业的调整和优化。

  2、我国除了人均耕地、水资源相对短缺外,一部分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相对不足。随着经济总量日益增大,资源消耗过多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目前阶段,应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基本任务。在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中,要大力节地、节水、节材、节能,以及节约消耗自然资源较多的产品,如粮食、电力、钢铁、燃料、化工等产品。要通过节约资源,推动各个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其重点和战略方向,应当放在“三农”,即农村经济、农业和农民上。其原因是:

  ——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仍是基础最薄弱的产业,也是风险最大,比较利益最差的产业。加上我国人均耕地、水资源相对较少,农业的发展,面临增加投入,提高效益、调整结构等一系列难度较大的问题。在国民经济长期发展中,始终把农业放在首位,是我国必须牢牢把握的方针。

  ——农村居民工业消费品的需求过小,这是我国工业产品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还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建筑材料上,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等,农村居民因购买力低,市场还未打开。

  如何开发农村市场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是我国第二产业继续发展的关键。否则,我国将难以走出城市、外资和乡镇一起上加工工业,但市场只有出口和城市的局面。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开拓工业产品市场的根本出路。目前,我国城市已经饱和的一些产品,在农村家庭还远未普及,只要农村购买力提高,现有的产品是有销路的。

  ——消灭城乡差别,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乡村面貌的改变,在能源、交通通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对市政公用设施包括道路、供水、供燃料气、供电的需求,对商业服务业,以及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需求,都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强大动力。同时,随着这些事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出更多的国民财富。

  总之,围绕农村经济、农业和农民,开展全方位结构调整,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环节

  1、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逐步完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必由之路。

  通过推进农业和加工业、流通业的密切结合,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不利地位,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通过小城镇的建设,促进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

  2、继续推进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分阶段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三种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不断改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主要基础,也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任何国家,无论在其经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把三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政府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重点。只是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三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例如,日本历次长期计划,都把居民供电的满足和保障程度,以及居民到达主要交通干线的时间,作为计划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在能源安全和保障上,制定了从供应、生产和技术开发的长期政策。为了扩大能源供应的多元化,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拨款70亿美元开发了煤炭液化、煤炭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循环流化床发电等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目前已完成了工业示范厂的试验,煤炭的清洁化发电和热效率,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对于开发煤层气和风力发电,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大规模的开发和商业化生产。

  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提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提高本国基础设施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举措。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各国通行的做法,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需求导向作用,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需求。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是诸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高速公路对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大型客机对跨国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条件。因此,不断推进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3、加快工业产品的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资源节约和产业技术水平升级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很大,但从总体看,还存在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生产和使用中能耗与材耗过大、产品质量差、产品生产的规模效益不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造成的环境污染较严重等问题。

  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工业各部门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资

  源消耗。生产一批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中降低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的产品。

  ——通过新技术运用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在国内外市场上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产品。

  从我国目前经济水平在地区、行业、城乡之间还有极大差别的现实出发,各地区、各行业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不能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适当经济规模,在发展中逐步提高。

  4、大力开拓第三产业,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环节。

  目前,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无论是常规第三产业还是新兴的第三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国吸收新成长的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因此,大力开拓第三产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产业的开拓,在城市和农村有着不同的任务。目前,城市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后,应着重开发旅游、文化、体育等利用闲暇时间的休闲健身产业;开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服务业;开发提供法律、技术、财务、投资等专业知识服务的咨询服务业;以及开发房地产业等。

  农村应当因地制宜,结合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商业流通业、交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等适应农民需要的第三产业。

  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中共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体看,十五大确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

  (一)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

  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及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同时,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任务,主要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也提出“搞好小城镇规划建设”。这是党中央对农村工作提出的重要方针。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产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例,这两个省都是我国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1996年两省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多

  年来,“粮食大省、工业小省和财政穷省”一直困绕着两省。现在通过发展粮食加工和后续产业,开

  辟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给全省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小城镇建设是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的结合部。我国城市化的水平,目前不到30%,在世界上也是低水平的。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发达国家达到70%多。积极稳妥地搞好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的布局调整和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将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交流,对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严生巨大的影响。小城镇发展了。农村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都将有了依托和基础条件。这对于根本改变农村面貌,创造繁荣文明的新农村都有很大的作用。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从根本上扭转靠天吃饭的局面,控制住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要加大林业建设的力度,加快植树造林,特别是大江大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流域综合治理。

  (二)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规划和给予支持的重点,也是电子、机械、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综合运用的主要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为汽车、飞机、船舶、、计算机的使用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因此,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要,不断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

  电力设施,要进一步加强电改造,降低电损耗,提高电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逐步淘汰耗能高、污染大的小机组,发展大功率机组。交通和通信,要完善络,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其效益。

  (三)加大调整改造加工工业的力度,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很大,但许多产品的质量、档次还不适应市场需要,产品的生产由于规模小、消耗高、用人多,造成成本高,缺乏竞争力。因此,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加工工业调整改造的力度。调整的方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开发和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消费品。

  食品、纺织、轻工、电子、机械、化工、建材、医药等,要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生产适应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消费需求的产品。目前,由于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局面。现在市场既有对高档名牌产品的需求,也有对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只有面向市场,认真研究需求,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近年来,深圳康佳电子集团认真研究农村市场对彩电的需求,对49厘米彩电的功能和价格进行了调整,去掉了国际线路、环绕声和重低音等农村不需要的高档功能,降低了彩电售价,一台只售1800元左右,打开了农村市场,销售情况很好。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典型事例。

  第二,适应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促进机电轻纺产品的出口创汇。

  今年,我国进出口顺差很大,全年预计将达350亿美元以上。今后,除了需要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外,在出口上,要转向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避免单纯地扩大数量和单一市场的贸易磨擦。轻纺产品要从目前依靠扩大数量转为主要依靠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单位产品创汇能力上。1995年,我国吨纤维产品的创汇额仅为1万美元,如果提高到万美元,就可以在不增加数量的前提下,较多地增加出口创汇。机电产品则要采取措施,扩大成套设备的出口。

  第三,采用先进技术,努力开发重化工产品和轻工原料产品。

  大型成套设备、精密机械、合成材料、有机化工原料、纸浆等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用途广泛、需求量大,但我国生产能力仍有不足,目前进口数量大的,主要是这几类产品。因此,通过现有的改建和扩建,挖潜增能,是大有可为的。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国家已作了规划和部署,如水火电发电设备制造的改造,石油化工基地的建设,大型纸业基地的建设等。

  第四,要以节能降耗、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为重点,改善原材料产品的结构。

  钢铁、水泥、化工等产品,目前生产能力较大。关键是品种结构不合理,生产耗能大,产品质量差。因此,要加强原材料工业的技术进步,调整产品结构、降低能耗、提高质量,减少污染,节约用水用地。

  第五,要突出重点,发展一批高技术产业及产品。

  要根据市场需要,选准方向,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新能源、节能环保、航天航空等领域,发展一批目前市场急需,又力所能及的新产业。

  (四)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旅游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势头很好,今后可以加快发展。信息、咨询、科技、文化、体育等行业,也已经开始走上产业化的道路,发展的前景是

  好的。

  (五)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九五”计划实行几年以来,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从1996年的情况看,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展,西部地区与全国保持同步发展的速度,中部地区的发展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中部五省等地区,发展更快一点。这与国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力度,加快了一批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的建设,有很大关系,也是各地发挥优势的结果。1996年和1997年,中西部地区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997年,西部投资的增长速度最快。这说明,投资结构变动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按照十五大报告重申的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要求,各地区在全国的统一规划和政策下,选准自身位置,明确努力的方向,地区结构的改善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五、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十五大报告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总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在研究和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规划与方案时,要努力贯彻这些原则。

  (一)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在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时,要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的指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要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竞争性产业的调整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由市场调节。基础性产业,也要引进市场机制,面向市场需求。

  要深化改革,推动政企分开和转换经营机制,使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也就是成为结构调整的主体。进一步明确政府和权利和责任。依法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在市场竞争中的责任和义务。政府主要是制定结构调整的规划,引导发展,制定产业政策和法规,规范行为和市场行为,为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

  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多种形式的投资渠道。明确和界定国家出资人和投资机构,发展国有资本的多种经营形式。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国有资本金。

  (二)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国有发展、国有资产的重组结合起来。

  打破条块分割,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产品真正适应

  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对国有大中型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国有的资产结构更加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需要。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形成合理的组织结构。需要集中经营的,要按规模经济的要求,调整组织结构,实行规模经营。需要专业化分工的,要按专业化的要求,促进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三)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

  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正面临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的时机。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对改变产业和经济的面貌将产生带根本性的影响。要不失时机地跟踪和了解这些技术发展趋势。根据实际需求,适时引进和开发这些技术。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访问美国期间,宣布我国将参加《信息技术协议》。该协议是世贸组织成立后于1997年3月达成的第一个重要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是参加方在计算机、电信设备、半导体生产设备、软件和科学仪器等六类信息产品的进口时,按一定期限把关税降为零。这对于我国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需要认真对待,趋利避害,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与各项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都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带来大量职工岗位的调整,人员的流动和职工下岗再就业是难以避免的,是结构调整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因此,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在结构调整中流动和下岗职工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是顺利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措施。

  (五)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调整规划和方案。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同。因此,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重点和任务也会存在不同的差别。需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本地区的问题,充分考虑本地区的需要和可能,确定本地区调整的规划和方案。无论是产业的调整,技术的选择,还是的改组,都不能搞一刀切,搞一哄而起。

篇五: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历经了多次变革,但还很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外部看,各次产业问比例偏差较显著;从内部看,需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要通过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等进行优化调整。

  关键词:三次产业,产业结构,变化,调整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总的看来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存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率低、服务业比重低、产业总体水平不高的现象。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后半阶段。第二产业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传统的农业却后继乏力,比重持续下降。我国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

  一、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及特点

  (一)总体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高,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上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70%: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加,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产业尤其工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相当有限。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中。近3/4来自制造业,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薄弱,产业化水平低,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从长期的变动趋势来看,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变化(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但内部结构的调整比较缓慢,农业基础仍显落后;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这期间有政策调整的原因,内部结构得到了升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24.2%大幅上升至2009年的42.6%。

  (二)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个基本特征

  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7.9%,但是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10.6%,降幅非常明显。从图1显示的曲线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转为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整个曲线比较平缓,2008年和2009年的差距只有0.1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的比重比较稳定,未来的变动趋势将会很小。

  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总体上看,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GDP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下降到1990年的41.3%,到2007年达到峰值50.3%。在这期间曲线呈波浪形,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从2007年起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回落。从整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在198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但2002年以来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达到波谷。200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仅为3.1个百分点,但是自2002年以后由于第二产业过快增长,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7年起,由于第二产业的增速放缓并且呈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迎来拐点,反弹的力度比较强。从三次产

  业结构发展的趋势看,第三产业还将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二、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78-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总体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化进程:同时,迅速成长的工业未能对农业提供应有的技术改造和服务: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制约作用也相当突出。根据国际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分析,我国产业构成比例不合理,产业结构仍需改善。

  (一)农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农产品总量供给无法满足工业化需求,同时,农业结构特别是品种、品质结构尚待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当前中国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是:受土地、水资源的约束,农产品生产从总量上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化提出的需要,这使得农业结构调整在资源空间上受到极大限制;受技术进步滞后的影响,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规模大,但品种不优、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对农产品提出的优质化需要。

  二是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农产品的加工比例低,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只有0.43:1,而发达国家大都在2:1以上,特别是在农产品加工中,中国初级加工比重大,深加工不足:农产品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是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快速工业化并不能及时为农业提供足够的现代物质装备,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二)第二产业结构重型化

  从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后半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化加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以2008年的数据来看,工业实现增加值12.9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3%,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8%,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达到50%。钢、氧化铝、水泥、原煤、化肥、微型计算机等产量均居世界第1。但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更多资源投入偏向重工业。

  以钢材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虽高达2.2亿吨,居世界第1,但同年进口钢材仍超过3000万吨;2004年钢产量增加到2.7亿吨,仍然进口了2931万吨。国内市场钢材需求旺盛、钢材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钢铁工业投资,2007年全国钢材产量达到了5.65亿吨。由此可见我国重工业发展速度之迅猛,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图2)。

  1978-1992年间,轻重工业的比重基本相当,变动不大,但是从1992年起,全国积极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工业改革向广度、深度发展,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加上投资需求的迅速回升,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以1992年的数据为起始数据。

  从统计数据曲线不难发现,1997年以前轻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呈波浪形,1997年开始两者之间的比重差距逐步拉大,到200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最大值,其中,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当年的工业增加总值中占了75.9%之巨,而轻工业仅仅只有24.1%。从

  2005年开始重工业增加值较大幅度回落,而轻工业也相应上升,两者之间的曲线趋于平缓。2005-2009年的变动都不是很大,基本维持在三七开。但从整体上来看,轻工业由1992年的49.9%下降到2009年的29.4%,而重工业则由1992年的50.1%上升到2009年的70.6%,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重工业化特征日益显著。

  重工业化对我国经济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价格的上涨。2010年三大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所展开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沸沸扬扬地进行,但由于我国的刚性需求大。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这种情形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如图3所示,2000年起铁矿石的价格翻了将近5倍。这种因资源暴涨而带来的影响就是供求关系的失衡,国内许多的大型钢厂苦不堪言。据调查研究显示。去年我国钢铁行业的销售利润只有2.43%,大大低于国内5.47%的工业平均销售利润,微利甚至亏损的国内钢铁行业举步维艰。

  (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平均达到65%左右,而在我国这一数字在30%-40%之间徘徊。我国的第三产业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及世界相关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尚显不足,其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偏低,远远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现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及所处的阶段很不相称,对GDP的贡献也远远低于其应有的贡献,其发展速度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导致其中不少行业的服务产品供不应求,服务价格上扬,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服务需求。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过程。需尽快解决以避免造成恶性循环。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远未达到现代化标准(即45%以上),而且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发展还很不成熟。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得到了优化,但劳动力配置质量有待提高。从从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配置不合理。技术含量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传统部门如餐饮业、零售业沉淀太多低素质的劳动力,这两个行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快,仍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而适应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要求的产业(通常是提供服务型生产资料的行业)就业人数却不足,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非市场化经营的产业如科教文卫。就业比重下降得较快。

  三、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经济下行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在国际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既要立足当前,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从战略和长远出发选择恰当的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步伐

  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坚持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振兴装备制造业。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培育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提升产业集中度。鼓励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增强工业发展活力。促进形成大、中、小企业结构合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的产业组织体系。

  (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优化服务业结构

  鉴于当前我国第三产业过于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结构,今后应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积极发展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社会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信息、金融、保险以及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提高服务水平和技术含量。

  (三)加快科技创新。促进战略产业发展

  抓好国家相关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究开发资助、加速设备折旧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形成鼓励创新的有效激励。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并积极吸收企业参与,甚至国外机构、企业的参与,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力争局部突破。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控制的局面。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发展节能型经济,享受低碳生活为2010上海世博会最受关注的焦点。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也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可通过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大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切实加强用能管理,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法规标准,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途径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的碳强度,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篇六: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主要阶段及特点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1979—1984年

  由于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除了1961—1965年的调整时期以外,很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产高速度、建设大规模”的错误。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片面夸大发展重产业、忽视农业和轻产业;在重产业的建设上,片面夸大“以钢为纲”,忽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重产业内部,则片面夸大自给自足,忽视协作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如此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某些重产业部分过分突出,而农业、轻产业、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贸易、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投资本钱大而效益低成为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特征。此外,城镇大量失业职员的题目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进难以进步,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改善。

  针对这一题目,中国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价格、财政等政策,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加快了农业和轻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产业与重产业之间比例得到调整,能源供给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加产业发展过快的新题目。由于基础设施、原材料

  产业跟不上加工产业的发展速度,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加上农副产品的供给增速跟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越发严重,为此,自198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结构调整。

  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1988—1991年

  1988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顿、全面深进改革的方针,在大力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此次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在消除经济过热的同时,实行向部分产业和企业“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压缩下来的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力集中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使得农业、能源产业、原材料产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增加了有效供给。这次调整尽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只是缓和了部分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题目,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92年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过热使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反而有劣化趋势,终极成为1994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从前两次结构调整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体制上缺乏对部分、地区结构调整的机制,调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对投资规模、投资项目和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行政性控制,实在际

  效果十分有限。加之这两次调整只是一种增量式的调整,对巨大经济存量的题目则基本没有触动,因而中心政府的调整目标终极往往难以实现,致使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1991年以后,尽管结构调整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

  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1997年以后

  1993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膨胀,同时继续推进了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至1996年,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再次突出。原来存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某些方面的“瓶颈”状况更为尖锐。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题目还很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进步。为此,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加大产业政策执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纲要》出台后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并未对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重点支持的行业范围较大(占gdp的比重超过50%),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

  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个部分和环节之间的协调相当困难。

  针对这一题目,1998年中国政府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6个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产业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结构调整工作首先从纺织行业取得突破。鉴于生产能力过剩是该行业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中心政府制定了纺织行业压锭计划,要求在3年内压缩1000万纱锭,占原有生产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纺织行业淘汰30万落后的毛纺锭。由于中心政府强有力的监控和鼓励政策具体到位,更由于纺织品市场长期不景气,企业无法继续维持,因而此项政策执行较好,压缩任务得以完成,整个纺织行业率先完成脱困任务。煤炭行业则吞并破产了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看的企业,封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压缩产量2亿多吨,减少了亏损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业清理整顿小炼油厂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取缔了6000座土炼油场点,列进名单的188户小炼油厂已封闭111户。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以后,中心政府明确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方针。按照“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集中气力抓好国有大型

  企业和企业团体推进和规范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二是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以联合、吞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对全国24万多户国有小企业进行改制。三是规范破产,鼓励吞并,推进再就业,进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1998年以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

  1998年8月,中共中心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8月,中心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两项重要决定提出,要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确立了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确定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二是在总体上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在重点领域力争突破;三是进步可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基础研究水平和整体科技能力建设等;四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市场需求,集中气力攻克难关。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中心政府出台和实施了科技体制改革重

  大方案。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家科研机构进行改革,通过转成企业、进进企业和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全部实行了企业运行机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科研职员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投资、贷款贴息?t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补助资金等形式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心政府共增发了2600亿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在预算1000亿元国债基础上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国家确定的重点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据估计,财政投资直接带动地方、部分、企业投进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合计约7500亿元。向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进,使得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的“瓶颈”题目得到有效缓解,并对相应投资品生产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年6月,中心政府开始要将西部开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摆上了重要地位。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心政府制定了有关开发战略并于2000年3月设立了西部大开发办公室。

  与上两次调整不同,此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一些新的特

  点。首先,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首次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调整,调整方式正在由单纯的政府导向向发挥市场作用方向转变,调控手段则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结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其次,中国即将加进wto,国际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过往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进行的结构调整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与短缺时代不同,此次结构调整的目标,已由过往的增加短缺商品产量和品种,转变到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由国内企业与行业的发展,转变为参与国际范围内竞争。第四,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推进的调整。这与过往仅从增量角度进行的调整有着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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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30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改革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变动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是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却有限。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仍需改善,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扩大,产业结构的结构能源效益差等。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农业在保持基础地位的同时比重持续下降,工业仍将继续扩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演进,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以结构的加速转换为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日趋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

  一、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从长期的变动趋势来看,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同时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工业内部结构得到升级,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商品增加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30.5%上升到2005年的52%;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增加值比重由1979年的21.9%大幅上升至2006年的39.5%。

  1.产出结构变动

  表14.1和图14.1分别显示了1978~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组成情况及其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约30%,但是到2007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10.97%,降幅非常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才转为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上升趋势,与当时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关。由于制度性释放劳动生产率是一次性的,因此在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总体上看,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GDP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2%下降到1990年的41.34%,到2007年,再次回升到50.27%。从整体上看,第二产业始终在GDP结构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第三,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02年以来,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由表14.1和图14.1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而在198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0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最为微小,仅相差3.07个百分点,但是自2002年以后,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却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2.就业结构变动

  第一,就劳动力投入的变动趋势而言,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下降,从1978年超过70%下降到2005年不足50%;与之相对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提升到2005年的23.8%和31.4%。

  第二,虽然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产出结构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但在构成比重上,两者仍然有巨大的差异。表14.3显示了这种对比性差异。第一产业在GDP结构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其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考虑到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反差巨大的劳动力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仍然非常惊人。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第三次产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非常有限,单位劳动力产出远远低于第二产业,通常情况下,这和通常的观点存在差异。

  3.劳动生产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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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效率不断提高。表14.4和图14.2显示了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917元/人增加为2005年的24246元/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小幅稳定提高。

  与此同时,三次产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别却日益扩大。如图14.2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大,各自之间的差距也不突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甚至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从1990年开始,不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也呈扩大态势。目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高于GDP的增长率,且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第三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且其提高的速度呈下降趋势。1980~199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3.55%;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12.70%;2000~2004年,年均增长率为11.74%。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且增速快于农业劳动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13倍,进入21世纪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第一产业的7倍。第一产业生产效益和第二产业生产效益在近二十多年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二者之间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的变动也没有均衡性和关联性。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9.58%,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幅更大。

  4.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三次产业变动

  2006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了2042美元。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所展现出的GDP结构和就业结构和以往的国际经验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表14.5显示了这种差异。钱纳里、艾金通和希姆斯模式(以下简称1970模式)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以下简称1989模式)和中国的现实国情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在1970模式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逐渐上升的,而在1989模式中,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但是第三产业无论是就业水平还是GDP构成都比中国现实情况要高。考虑到1970模式所研究的背景和1989模式研究的背景有巨大不同,人均达到GDP2000美元所代表的发展程度也有所降低,因此,1989模式明显比1970模式更接近工业化时期,而1970模式已经显示出后工业化倾向。与之相比,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就达到了人均GDP2000美元,因此第二产业显示出了非常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中国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于低下,这也是造成中国目前农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值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上升。表14.6显示了1978年到2005年,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在第一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图14.3则显示了这一变化的时间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种植业在第一产业中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1978年,种植业占第一产业比重的80%,远远超过渔业、牧业和林业的总和。虽然种植业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始终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直到2005年,种植业仍然占第一产业的49.7%,大体上仍相当于渔业、牧业和林业的总和。在农业内部结构方面,种植结构(产品和品种结构)的调整取得了较快进展,粮经比例不断优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蔬菜生产大幅增长,品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产品优质化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增强。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对量虽然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1978年以后,牧业和渔业发展非常迅速。以绝对值计算,2005年牧业的绝对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63.6倍,而2005年渔业的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181.7倍,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也分别从15%和1.6%提升到33.7%和10.2%。牧业和渔业在第一产业内部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国民收入的提高紧密相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对肉类产品和鱼类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显著刺激了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农产品逐渐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肉类、禽类和水产品在农产品出口中占据了比较大的比重,这也是牧业和渔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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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产值结构变动基本上是需求结构转变带动生产结构转变的结果。此外,国家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也是促使农民转向种植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直接诱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产业内的结构变化集中的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图14.3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农业、牧业、渔业的变化幅度都比较大,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变化的趋势突然变得缓和下来,产业结构转换走过了一个拐点,步伐明显比以往要小。进入21世纪以后,种植业所占的比重有了进一步的下滑,而与之相对的是牧业在第一产业中所占比重的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渔业产值基本没有变化。

  三、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支持作用,而第二产业的迅速增长又与其内部结构的不断变动相联系。1978~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总产值由1745.2亿元上升至87046.7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3%,在GDP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40%~50%之间,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在三次产业中均居首位,国民经济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

  1.工业结构的轻重比例变化

  工业快速增长相伴的,是工业内部结构的迅速变化。按照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将工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矫正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解决轻、重工业结构失衡问题。这一时期,采用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方针,轻纺工业被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轻工业比重在短短几年内从43%上升到50%,上升了7个百分点。轻纺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在推动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改善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与此同时,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和改造,使重工业中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的机械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轻、重工业保持基本平衡的发展态势。在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促进轻工业发展的政策作用下,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连续上升,1985年轻工业比重超过45%,1990年接近50%,几乎与重工业形成“平分天下”的格局

  第三阶段:从1992年开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拉动了以家用电器为核心的机电工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制约下推动起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了基础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业结构重新出现较明显的重工业化趋势,到1998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一时期,我国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总体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从1999开始,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再次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2002年以后,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2002年的62.6%上升为2005年的69.0%,轻工业则从2002年的37.4%回落为2005年的31.0%。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重工业化趋势日益显著。

  2.工业结构的行业构成变化

  从工业结构的行业构成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以电子及通信制造业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目前,我国工业结构正跨入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工业的发展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了以素质提高为主,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由解决比例失调转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总体来看,我国煤炭采选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四个行业的比重明显下降,其中纺织业下降的幅度最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等五个行业的比重显著增加,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增幅最大,其在2004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0.16%,比1985年提高了6.66%。除了上述下降和上升比较明显的九个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比重变动幅度不大。

  2000~2005年,我国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2000年,位于工业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而到2005年,位于工业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业则变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以电力、3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工业明显加强,钢铁、纺织、建材等传统的原材料和加工工业有所压缩,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信息产业迅速成长。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生产格局,同时也为其他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促进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

  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日益重视,我国第三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2005年,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7%,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6%的增长速度高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23771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也从12.2%增加到了31.4%。

  在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趋增大的同时,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邮电等传统产业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传统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旅游、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社区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文化等新兴行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表14.8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的变化情况。从几个大的服务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该比重下降为23.3%;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比重大幅下降;邮电通信业发展迅速,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归入“其他服务业”的“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和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新兴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6.8%上升到了2003年的26.4%,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此外,房地产业发展不断加快,其占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占比重最大的仍然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比例长期保持在20%以上;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金融保险业,比重最少的是农林牧渔服务业,基本保持在8%左右,在近十年中几乎未发生变化,说明其增长速度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发展比较稳定。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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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李鲁

  刘学华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04期

  摘

  要:

  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渐趋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供给侧的企业、需求侧的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四个方面构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进而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需求和城镇化持续稳定的驱动力,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作用,共同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入世”前后、地区差异性情况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四方面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现阶段应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提升购买力、扩大内需,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回应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关键词: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比较分析

  一、引

  言

  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开创了发展与体制“双重转型”的改革之路[1]。产业结构变迁既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核心变量,也是解读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本质的重要因素[2]。产业结构变迁指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重新配置以及各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演变。由于各部门在要素禀赋结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性,要素资源不断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最终总量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构红利”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表现是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即库兹涅茨事实[3]。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同样符合这一特征:1952年到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83.5%降至27%,对GDP的贡献从50.5%降至7.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7.4%增至28.1%,对GDP的贡献从20.8%增至40.5%;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9.1%增至44.9%,对GDP的贡献从28.7%增至51.6%。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源自哪些因素,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而且对于现阶段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意义。

  关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无统一理论框架,梳理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由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存在差异,对非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长,促进要素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这方面的研究通常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具有非位似偏好[4][5]。其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6]。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各部门产品价格存在差异。由于产品互补性,要素资源会流向技术进步较快、产品价格较低部门以实现结构调整[7][8]。其三,贸易开放,即“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置于开放经济框架下,国际贸易竞争通過促进需求、改善供给和加快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9][10]。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机制检验和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等问题。例如,在产业政策方面,韩永辉等(2017)利用地方性的产业法规和规章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发现产业政策出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而且和市场机制存在互补效应[11]。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以省直管县作为拟自然试验分析财政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12]。在对产业结构驱动因素的实证检验方面,代表性研究如蔡海亚、徐盈之(2017)研究了贸易开放作用[13],颜色等(2018)讨论了需求结构变迁因素[14],孙叶飞等(2016)关注新型城镇化影响[15]。在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方面,干春晖等(2011)研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16],吴万宗等(2018)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改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17]。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本文从供给侧的企业、需求侧的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四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机理分析突出中国经济改革自身特点。例如,在供给侧的企业方面,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需求侧的家庭方面,不仅检验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而且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分析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多维度比较分析。本文系统回顾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和制度背景,并区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入世”前后、地区差异性进行多维度比较分析,研究样本跨度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整理了1952~2017年各省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总之,本文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

  1.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与制度背景

  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通常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刻画。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示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反映各产业的协调发展过程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该指标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趋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升级的度量,该指标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向服务化方向发展[18]。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据发现,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变迁呈现两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产业结构在波动中不断趋于合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

  级实现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从1952年的1.383增至2017年的5.448,产业结构演变总体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借鉴吴敬琏(2016)的相关研究[19],本文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总体看,各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显著变化,呈现出不同制度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差异化的特征事实。具体而言: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產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產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

  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財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

  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

  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

  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結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

  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變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篇九: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常下降,农业投资稳步回升,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1996年与1991年比较,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了9.2个百分点,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4.3个百分点。从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看,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产比重逐步下降是正常的,而且,同世界一些人均GDP水平大体与我国相同的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一产比重是属于偏高的。另外,在一产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供给仍然满足了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说明农业的效率在提高。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农业的投资在1994年达到谷底后逐渐回升,1997年1~8月第一产业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已达到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个百分点,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将对我国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产生积极作用,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创造一定的条件。

  2.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1991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1%,1996年提高到

  49%,5年提高了6.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4.3和2.6个百分点,与八十年代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一、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高的情况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并不是以牺牲一、三产业的发展为代价的,而是在一、三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和二产内部结构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充分表明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3.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三产业尚不处于主导地位

  199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三分之一,低于发达国家三产所占比例的50%左右,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有较强的第二产业作为支撑。我国第三产业在总量不足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业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快速发展还需要经济总体环境的改善和有序的竞争机制的形成。

  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问题相比,在工业化进程加快过程中现阶段我国工业内部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下面将主要对当前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原因进行初步的分析。

篇十: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

  百度文库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一)

  一、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比例关系不协调,供求不平衡等,得到基本解决。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来。观察和分析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对策,是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一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1984年,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32%,比1978年的28%提高了4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村和农业改革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反映了资源配置向第一产业的倾斜。使得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提高,是我国一种特有的现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是一种纠正第一产业发展不足的偏差而产生的暂时情况。这个时期,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第一产业达到%,超过二产10%和三产%的速度。但是,由于这种结构变动具有补偿性和暂时性,从1985年开始,第一产业的比重就逐步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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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在这个时期,纺织轻工等消费品工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满足了市场需要,但重工业处于调整之中,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较多。

  第二阶段,1985年一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8%左右上升到34%左右,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同时,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3%左右,而第一产业下降6个百分点。这个时期资源配置的最大特点,是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带有补偿发展不足、调整比例关系的特征。8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时,就业的压力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出来,社会资源的配置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第三产业为20%,第二产业为17%,第一产业为%。在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3400万人,而第二产业只增加2500万人。到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量上也超过第二产业。

  第三阶段,1993年—1996年和今后一段时间,是我国重化工业主导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加强,使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了6个百分点。1996年,第一产业的比重跌至20%,第二产业的比重接近49%,第三产业下降至31%。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其内在原因,是长期存在的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制约的矛盾最为突出,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又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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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带动了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相应带动了第二产业的增长。1991一1995年与1981一1991年、1986一1991相比,工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都要更快(见下表,单位:%)

  1991—95年1986—91年1981—91年

  工业总产值

  建筑业总产值

  这个时期,我国重工业的增长,改变了80年代以来始终低于轻工业增长的局面。这个阶段目前还未结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与下世纪初。目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己初见成效,制约国民经济的“瓶颈”矛盾已得到缓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方兴未艾。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九五”或更长一个时期,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电子、机械、石油化工、建材等制造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突出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九五”期间近三年来,抑制通货膨胀、实现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任务,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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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业结构的矛盾相对突出出来。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近几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是,从总体来看,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由于人均耕地少,劳动力富余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这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结构矛盾,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人均耕地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入不能增加,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还很普遍。继1996年粮食大丰收之后,1997年夏粮又获得增产。虽然国家采取了敞开收购粮食和实行保护价格等措施,遏制了粮食市场价格的下跌,但从全国看,农民从粮食增产中得到的纯收入增加不多。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96年仅增长%,低于前两年的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慢,限制了农民扩大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能力。1997年,农民的消费性支出比上年增长%,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占人口总数70%和劳动力总数55%的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不利于国民经济顺畅循环。

  (二)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有明显缓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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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地区还出现相对宽松的状况。但从全国来看,供水、供电、交通(特别是城市交通和长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缺水,有108座严重缺水。1997年北京夏季持续高温,空调器等电器的用电负荷增加,现有电网无法承受。我国80年代以前的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均未考虑空调、微波炉等电器,将来,随着这些电器的普及,电网的改造任务日益突出出来。这是国民经济中的又一结构性矛盾。

  (三)加工工业水平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加工工业不仅质量和效益水平低,而且人均数量水平也不高。我国加工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和产量也增长较快。从目前的供求关系看,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但按人均产量我国的水平仍然较低。据统计,除水泥等少数产品外,我国加工产品的人均产量还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差距更大。例如,纤维(包括天然和合成纤维),我国人均公斤,世界平均是公斤;乙烯,中国人均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公斤;电,中国人均878千瓦时,世界平均水平2220千瓦时,美国超过万千瓦时,日本是7260千瓦时;电冰箱,我国每万人平均产量75台,世界平均水平是96台;彩电,我国每万人平均产量172台,世界平均水平194台。当前生产能力与能够实现的有效需求不平衡,这是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从长远看,我国工业品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如何挖掘这个市场潜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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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1996年,第三产业新增从业人员1050万人,而第二产业只增加550万人,第一产业减少了700万人。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上得不快,目前只有30%多一点。第三产业投入少,见效快,近几年来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体制和政策障碍逐步得到克服,但其创造的产值增长还不够快,比重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这个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揭示。

  当然,从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地区产业结构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但产业结构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上四个矛盾。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出路和对策,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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