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行为理论是分析影响行为意向因素的理论，经常被应用到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研究中，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有效工具。本研究将结合合理行为理论对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为奢侈品动机研究提供一个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合理行为理论；
购买动机
合理行为理论是分析影响行为意向因素的理论，经常被应用到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研究中，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有效工具。本研究将结合合理行为理论对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为奢侈品动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文献回顾
奢侈品是那些通过使用或展示某个特定品牌的产品而使拥有者受到尊重的产品，奢侈品与其使用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奢侈品使消费者得到心理上和功能上的满足，而奢侈品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奢侈品与假冒品相区别的主要原因。奢侈品往往是与相应的品牌相联系的，品牌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相区别的最直接标志。Nueno和Quelch将奢侈品牌定义为那些功能性效用与价格比较低，而无形效用和情景性效用与价格比较高的品牌。
对于消费者获得奢侈品动机的研究最初认为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消费者希望通过其消费行为营造出受欢迎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人们购买奢侈品是出于社会目的，一方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突出其在社会中的突出位置，这种观点得到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支持。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讲到，“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和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凡勃伦区别了炫耀性消费的两种动机。一种是歧视性对比，一种是金钱竞赛。前者指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
而后者则指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力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效仿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以期被认为是其中一员。奢侈品一方面具有价格昂贵的特征，另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往往能够达到炫耀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区别于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比，还是为了从属于特定群体的金钱竞赛，都是一种社会目的。消费者这种区别于特定群体和从属于特定群体的心理不仅表现在对财富的炫耀上，而且表现在对稀缺产品的渴求上。产品的稀缺会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忉当一个奢侈品因为其独特性而更难获得时，其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有吸引力，产品的稀缺使产品拥有者与非拥有者相区别，而从属于其他产品拥有者所构成的群体。
之后，学者们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研究了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这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不仅出于社会目的，而且出于个人目的，应该从社会导向和个人导向两个方面研究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从个人导向研究消费者购买动机主要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后会获得的情感利益、象征利益和使用利益三个方面出发，从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的个人原因包括：自我享乐；
自我奖励；
与内在自我相一致；
质量保证。理论上说，奢侈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个人导向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导向的。这些潜在利益的满足情况是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奢侈程度的衡量标准。由于中国在文化上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更为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消费者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
二、理论模型建立
1967年Fishbein以Dulany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合理行为理论。合理行为理论假设在社会心理学中大部分行为是在意志控制范围内的，而且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的，一个人具体行为意向会影响其随后的行为。在合理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是指在既定情境下执行某一特定行动而得到预期表现的意愿。合理行为理论通过分析影响行为意向的因素来解释人们行为意向的原因，该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个有效理论。
根据合理行为理论，有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特定行为意向，即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其中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即行为态度，指一个人对在既定环境下执行特定行为的态度，该变量取决于这个人对各行为结果的评价以及对结果产生可能性的预期。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即主观规范，指一个人认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人认为他应该或不应该执行特定行为可能性的信念，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合理行为理论可以概括为图1。
尽管合理行为模型对美国样本有很好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模型中存在西方文化偏见。韩国一些学者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以韩国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的数据不能否定合理行为模型，但是经过跨文化修正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更好。妇李东进等考虑到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与西方文化在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因而根据中国文化特点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修正，用面子意识和群体一致意识两个变量替换了主观规范这个变量，提出了更为适合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的模型。如图2。
通过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出于社会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炫耀财富的需求，奢侈品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负担得起，而这部分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较多的财富，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也就成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奢侈品本身也成了一种社会符号；
其次，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猎奇的需求，奢侈品往往是潮流的引领者，而且相同款式数量极少，从而使对奢侈品的消费成为品位的象征，同时对奢侈品的占有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可以表现出其在社会中的优越感。二是出于个人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享乐需求，享乐性反应消费者通过对奢侈品消费而获得感官上的满足和乐趣；
其次，所购买的奢侈品是拥有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来增强自我概念，再次，是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高质量需求，消费者感知奢侈品牌有更高的价值可能是因为其提供了更高的品牌质量和信誉。学者们也是从这五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品牌的奢侈程度的，只有一个品牌在这五个方面的得分较高，才可以称其为奢侈品牌。
由合理行为理论可知，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人方面的因素，而主观规范是他人方面因素。对行为的态度取决于行为对个人可能带来的结果，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期望带来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得到优质的产品、享乐和表现内在自我。所以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优质性、奢侈品的享乐性和奢侈品的自我延伸分别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的态度正相关。另外，奢侈品炫耀性和稀缺性这两个方面是他人影响的基础，本研究用面子意识代替合理行为理论的主观规范这个变量，而且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炫耀性和稀缺性与消费者面子意识正相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奢侈品购买意向模型概括为图3。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调查消费者对奢侈品以及购买奢侈品行为的一些看法。问卷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购买奢侈品动机的量表，该量表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优质性、自我延伸、炫耀性、稀缺性、享乐性，每个方面由四个问项组成，共20个问项。第二部分是面子意识，由四个问项构成。第三部分是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态度，由三个问项构成。第四部分是奢侈品购买意向，由三个问项构成。第五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样本的个人信息，由四个问题构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5份，其中有效问卷266份。被调查者中，男士128人，占4＆1％；
女士138人，占51．9％。
本研究利用SPSS15．0对问卷中的项日进行了探索性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KMO指标为0．846，Bartlett’s检验的著性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旋转后因子荷载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如表1所示。
从旋转后的因子荷载上看，题项A14、A19、A5三个题项旋转后因子荷载没有达到0．6，所以本研究将这三个题项删除，在后面的研究中不包括这三个问项。信度分析结果见表2。
五个变量的Cronbach0t值均大于0．7，所以可以认为问卷中这五个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可靠的。
在删除了AI4、A19、A5三个题项后再次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后，以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三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行为态度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一0．827，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417、0．337、0．392，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分别与购买奢侈品行为态度显著相关。
以炫耀性、稀缺性两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面子意识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R2—0．785，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炫耀性、稀缺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396、0．308，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炫耀性、稀缺陛分别与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时的面子意识正相关。
以行为态度、面子意识为自变量，行为意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为一0．876，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面子意识、行为态度的标准系数分别是0．343、0．451，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面子意识、行为态度分别与购买奢侈品意向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的态度与奢侈品的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三个变量显著相关，而炫耀性、稀缺性这两个变量与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上的面子意识显著相关。另外，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意向方面既会考虑个人态度，又会考虑他人的看法。
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羽毛球；
消费行为；
形成因素
中图分类号：GS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1-0024-04
“花钱”进行体育健身锻炼正在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消费需求。这种趋势体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行为开始向着多元化方式转变。在这些体育健身锻炼活动中，羽毛球项目是城市居民喜闻乐见的消费选择，且逐渐成为健身活动消费的主流产品之一。为此，本文基于这一社会现象，以羽毛球活动消费行为为调查内容，探索是什么因素与居民体育健身消费行为的形成有关。体育健身的消费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行为，它在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消费的产品。这样，本文在分析羽毛球健身消费行为的形成因素时，主要采用“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模型”理论，把羽毛球场馆健身服务项目作为一个产品来看待，主要考察羽毛球活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认为消费行为主要与产品的刺激因素、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反应因素有关。霍华德・谢思提供了一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来解释消费行为的关系。这样，本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对各要素的考察，了解羽毛球参与者消费行为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图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在杭州市六大城区的经营性羽毛球场馆中进行消费的参与者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随机抽样。对其中31家场馆中的550名消费者(平均年龄为M=32.4岁，SD=7.4。其中男性=33.2岁；
女性=30.7岁)进行问卷调查。
1.2 调查问卷 依托“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模型”理论设计问卷，其中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主要是通过考察消费者对场馆服务、符号认同、社会交流的评估来实现的。进一步，根据该模式，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定义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闲暇时间等。但考虑到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为分类变量，无法做相关分析，故本研究只把羽毛球参与者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作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包括参与者对羽毛球运动消费的动机、需求、偏好三个要素；
消费行为的反应要素定义为参与者对羽毛球运动消费的态度、打算进行羽毛球消费的意向。而消费行为的操作定义为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消费支出。
关于问卷的结构效度，在大量发放量表前，我们首先做了30个被调查者的试验性鉴定，采用因素分析。共剔除3个条目后，总贡献率在75％，符合使用条件。问卷的信度，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刺激因素α=0.73；
外在因素。=0.67；
内在因素α=0.79；
反应因素α=0.81；
消费行为α=0.74。另外。重测信度相关总分指标为γ=0.8。各分变量分别为，刺激因素的γ=0.81；
外在因素的γ=0.66；
内在因素的γ=0.83；
反应因素的γ=0.80；
消费行为的γ=0.70。符合信度的要求。
1.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对随机抽取的消费者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调查550份，收回496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后。最终有效问卷为440份，有效率80％。应用SPSS11.5，采用常规统计、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 根据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模型，消费刺激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内部因素，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刺激因素与内部因素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在这一关系上体现出关联效应，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刺激各因素的得分(共包括实质刺激、符号刺激、社会刺激三个维度)与内在因素的得分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行为刺激因素各指标与内在因素都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知道是否消费行为刺激各因素都能够预测内部因素，从而验证理论模式对我们调查数据的解释度。我们建立了以刺激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按照消费行为刺激子因素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实质刺激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符号刺激，最后是社会刺激。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3％的变异(γ2=0.13)，接近大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基本符合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表达式。但是。分层回归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符号刺激和社会刺激的独立预测效应均为0.00(表1)，说明不具备统计预测作用，故应从回归方程模型中剔除。这样，实际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中只有实质刺激对内在因素具有预测作用，而符号刺激和社会刺激不能对内在因素产生影响。分析结果说明，在我们的调查人群中，消费者更看中的是场馆实际所提供的服务和场地设施，并以此作用内部因素来决定是否购买。而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我们的分析结果实际上提示了在现阶段羽毛球运动作为一个休闲产品，其价值结构的概念还处在一个形成时期，消费者在该产品的选择中。更加追求的是务实的消费心理。
2.2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根据理论，消费刺激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内部因素，间接引起消费行为的反应，其中消费刺激因素与反应因素存在着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相关分析反应因素与刺激因素以及实质刺激因素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实质刺激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8％的变异(γ2=0，08)，达到中等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行为实质刺激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在我们的调查人群中，消费者更看重的是羽毛球场馆实际所提供的场地设施，服务质量，技术能力和价格方面的因素，并以此作为评价来衡量是否要继续消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
2.3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根据理论模型。消费刺激因素应该通过消费内部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行为，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在这一关系上体现出关联效应，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刺激各因素的得分(共包括实质刺激、符号刺激、社会刺激三个维度)与消费行为各个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显示，刺激因素以及其他的分变量均和消费行为的各分变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前面的研究中已经表明，实质刺激对于内在因素有着较高地预测性，这说明我
们的调查数据符合模型的解释，消费者目前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经济规律。刺激因素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内在因素，再引起消费行为。
2.4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 因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中的性别、职业及文化程度不是连续变量，因而无法做相关分析。所以，我们将可作为连续变量的：羽毛球参与者的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作为我们的研究指标，检验它们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是否存在着关联关系。结果显示只有收入水平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消费者收入水平作为预测变量输入到回归方程中，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096的变异(γ2=0.10)，接近大的效应值。说明理论模式指标中只有收入水平可以解释羽毛球服务项目消费行为的内在引起因素，年龄和闲暇时间都不起作用。
2.5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依据我们引用的理论，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等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行为内在因素，间接影响消费行为的反应因素。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为了验证这一关联效应，将三个变量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反应因素的得分先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只有闲暇时间与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存在相关。接着，我们建立了以闲暇时间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
2.6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根据我们依托的理论，消费者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等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应该通过内在因素间接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发生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我们将三个变量与消费行为各指标的得分先进行相关分析，筛选出不相关的因素，以便用于下一步的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存在统计学意义，我们建立以收入水平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8％的变异(γ2=0.08)，达到中等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表达式。
相关分析还显示：消费者年龄、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经历、消费频率存在统计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年龄、收入水平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的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按照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收入水平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年龄。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年龄与消费经历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1％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9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
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年龄与消费频率总方程模型解释了6％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4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说明以上2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成立。
相关分析也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者闲暇时间与消费时间存在统计学意义。我们建立以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按照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收入水平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闲暇时间。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6％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4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基本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与消费时间的关系表达式。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各个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决定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收入是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必要前提条件，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会有所增加。消费者的闲暇时间只对消费者的消费时间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即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闲暇时间越长，则消费时间也会随之增加。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满足体育消费必须具备的外在条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体育消费是满足人们发展与享受需要的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一定的闲暇时间。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收入来源越稳定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随之增长，消费心理随之活跃，他们对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感就越强。因而更重视享受型消费，对闲暇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从目前的调查看，中高收入的消费者，以及拥有宽裕闲暇时间的消费者是羽毛球消费主要的消费群体。
2.7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依据我们引用的模型。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会作用影响消费者的反应因素，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内部因素与反应因素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相关分析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内部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28％的变异(γ2=0.28)，达到大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
2.8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如同我们引用的理论，消费者内在因素在外在因素及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内部因素与消费行为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相关分析显示，内在因素与消费经历、频率、时间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但与消费支出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
在以上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知道消费行为内在因素是否能够预测消费行为中的消费经历、频率以及时间，从而验证理论模式对我们调查数据的解释度。我们建立了以内在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在因素与消费经历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表4)；
内在因素与消费频率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4％的变异(γ2=0.04)，达到中等效应值(表4)；
内在因素与消费时间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表4)。结果显示，以上3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内在因素除对消费支出不具有预测性外，对消费行为其他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要会出现新的趋向，根据西方营销理论的研究，这时将进入感性消费时代。这一阶段的消费者进行消费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感上的渴望或是追求某种特定商品与理想的自我概念的吻合。在感性消费需要的驱动下，消费者往往消费的是一种总能与其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羽毛球项目具有全面增强体
质，趣味性，娱乐性又有安全性，同时老少皆宜的特点。因而羽毛球消费正好符合了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高层次需要，它能使消费者的精神更为愉悦，个性得以实现，感情获得满足，同时满足人们强身健体，社交娱乐的动机，很多消费者对羽毛球项目具有较强的偏好。基于这样强烈的需求，明确的动机与偏好。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自然会随之而不断增加，尤其是消费频率随之改变的幅度将会最大。而有趣的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并没有随着内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说明羽毛球参与者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基于理性消费，基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消费，而不会因为内在需求程度而随意增加或减少消费支出。
2.9 消费行为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为了观察消费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是否也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反应因素的得分与消费行为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频率、消费时间及消费支出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但反应因素与消费经历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反应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频率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7％的变异(γ2=0.07)，达到中等的效应值(表5)；
与消费时间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的效应值(表5)；
与消费支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2％的变异(γ2=0.02)，达到小的效应值(表5)。结果显示，以上3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反应因素除对消费经历不具有预测性外，对消费行为的其他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中，这些关系相对重要的是消费态度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态度是指人们对客观实物或观念等社会现象所持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反应倾向可以是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消费者的态度即指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商品或服务等表现出的心理反应倾向。消费者的态度对消费行为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于羽毛球消费者态度的了解，可推断出其行为状况，也可以预测出羽毛球消费市场的前景与潜力。
3 羽毛球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论证了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理论，各因素间的传递作用是存在的。同时根据前面已经阐述的影响因素关系，证实了，各因素间不光有传递相互间还有直接作用，与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模型有所区别。因此本研究构成了羽毛球参与者消费行为过程的模型(图2)。
从我们构建的羽毛球消费者消费行为过程模型看，消费行为实质刺激并不直接作用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内在因素和反应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这与假设的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有一定差异。这说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处在一种理性消费的状态，他(她)们对于羽毛球场馆实际所提供的场地设施，服务质量，技术能力和价格会进行评价并衡量，由此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消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外在因素(如收入、闲暇时间和年龄)可以直接作用消费行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中，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具有一定作用。同时，消费者收入水平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以及消费支出。这说明，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城市居民消费者羽毛球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的年龄对于消费者的消费经历与消费频率具有一定影响，消费者的闲暇时间的直接影响长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同时对于消费者的消费时间也有作用。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对于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具有影响作用，说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需求、动机以及对于项目的偏好程度可以影响消费者消费态度及今后购买打算。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内在因素(消费需求、动机、和项目偏好)又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以及消费时间。但是对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说明杭州市羽毛球消费者的需求、动机和偏好不能决定消费了多少。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反应因素(消费态度)可直接作用与消费者的消费频率、消费时间及消费支出，消费者对于羽毛球项目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4 结论
1)杭州城市居民羽毛球消费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遵循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
2)羽毛球消费刺激因素是通过内在因素和反应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行为；
3)羽毛球消费外在因素可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同时。外在因素中的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会影响消费行为内在因素；
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行为;情境因素;因子分析
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将会有不同的行为。在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行为也受到情境的影响。面对同样的营销刺激,如同样的产品、服务及同样的广告,同一个消费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将会作出不同的反应,采取不同的消费行为[1]。以往学者对于情境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情境对消费行为哪些方面有影响,而忽视了到底是情境因素中哪些因子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以及情境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2]。本文便在贝克情境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分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一、情境理论与消费者行为
(一)情境理论
情境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或购买活动发生时个体所面临的短暂的环境因素,如购物时的气候、购物场所的拥挤程度以及消费者的心情等等。贝克(Belk)认为,情境由五个变量或因素构成,即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时间、任务和先行状态[1]。贝克的情境理论提出后,学者对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情境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品牌选择、信息搜集范围、涉入度的影响等。然而,不同学者应用情境解释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却千差万别。Belk的研究表明,情境因素是解释消费行为的主要变量,它解释了消费行为18.7%的变异量,而个人因素只能解释3.4%的行为变异;Sandell的研究则证明,高达40%的消费行为变异可以归因于情境因素,个人因素对行为变异的贡献率仅占28%;Lutz和Kakkar的研究结论却显示,情境对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只有不到6%[3-4]。
尽管这些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都表明情境对消费行为有影响作用。本文便是在情境理论及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就情境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具体是情境中的哪些因子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二)消费者行为研究
国际上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关注开始于18世纪,当时,消费社会开始在英国出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大众消费显著增长,到了19世纪,这种消费社会形态在美国和法国也相继出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观念越来越关注消费者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企业的经营观念已从生产取向、推销取向发展为营销取向。在市场营销观念的推动下,西方的消费者行为研究逐渐发展起来[5]。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特别是香港和台湾的学者。目前,他们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者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1999年,国内学者卢泰宏教授开始致力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主要就中国青年一代生活方式、消费者气质行为模式、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5]。另外,国内学者还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主要就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综合而言,国内学者认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主要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产品自身方面的因素等[1,6-8]。
二、研究方法
在贝克情境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实地的分析观察,提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变量主要有天气、周围的物质、商店的地理位置、背景音乐、灯光、气味、广告、折扣、优惠券、购买的紧迫性、购买时间是否为特殊时点、时间压力、是否有他人在场(朋友、服务人员)、是否与他人进行了互动,以及消费行为发生之前购买目的是否明确和消费行为发生时消费者的负面和正面情绪等17个变量[1]。应用SPSS16.0分析软件对这17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因子,并对这些主因子进行命名[9]。讨论这些主因子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分析情境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在此研究过程中,采用问卷法让被调查者回忆自己最近的一次消费经历,然后根据当时的真实感受填写问卷,以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
(一)样本选择
通过问卷初稿,先对20个大学生进行试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后,于2008年11月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对本科生进行了正式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得到28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3.3%,被调查的大学生年龄为18-24岁,平均年龄为21岁,其中男生61%,女生占39%。选择学生样本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同质性高,使得研究有较高的内在效度。
(二)产品选择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请被调查者回忆自己在最近购买口香糖、牙膏、瓶装水、衣服、鞋子、手机或电脑等几种商品中的一种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消费经历,并根据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回答问卷中的问题。所选择的商品都是大学生较多购买的,因此被调查者有普遍的消费经验,提高了所收集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为调查对象提供了较多的商品以供选择,这将有助于研究发现的概括性[10]。
(三)数据分析
1.数据信度检验。运用SPSS的可靠性分析对调查问卷的信度进行a系数检验。本文采用的问卷是对情境变量的分析,计算得出的a系数为0.769。a系数越大,表示量表内的内部一致性越高,若a系数值大于0.7则显示其信度相当高,若介于0.7与0.35间的信度为尚可,而如小于0.35则表示信度低。本文研究的数据采集的a系数大于0.7,属于高信度,因此数据的可靠性很高。
2.数据效度检验。本次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进行定序测量,按“非常认同”、“认同”、“一般”、“不太认同”和“非常不认同”5个等级设计成表格,让受访者根据自己对每项问题的认同程度在相应的等级下面做出标记,最后按照“5=非常认同”、“4=认同”、“3=一般”、“2=不太认同”和“1=非常不认同”进行赋值并输入计算机,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
KMO统计量的取值在0和1之间,KMO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不适合。其结果KMO值=0.817,大于0.8,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效度要求。
(四)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取公因子,针对SPSS的统计结果取其特征根大于1,负荷量绝对值大于0.5的变量,作为因子命名的依据,共六个因子且各自的变量负荷量的绝对值均在0.5以上,总计累积贡献率达66.614%,能反应较大部分的信息,因此本文选取了六个公因子作为分析依据。同时,运用SPSS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进行分析,对初始的因子做了进一步的旋转,得出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最终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表,如表1。
然后分别确定六个因子各自的决定变量,现将六个因子的决定变量和因子负荷量详细阐述如下:
因子一:心理因子,该因子的三个变量分别为负面情绪、正面情绪和购买目的,它们的因子负荷量分别是:0.872、0.746和0.555,均大于0.5。心理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采取消费行为时的心理因素,包括消费者在采取消费行为之前便已明确的购买目的和消费者当时的情绪。对于同一种产品,购买的具体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同时消费者的情绪包括正面情绪(如高兴、兴奋等)和负面情绪(如压抑、沮丧、悲伤等)。
因子二:环境因子,该因子共计四个变量:背景音乐、灯光、广告及气味,对应的因子负荷量分别为:0.713、0.700、0.608和0.533,均大于0.5。环境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采取消费行为时消费场景中的环境因素,包括店内的背景音乐、灯光的明暗程度、店内的气味以及是否有相关的广告悬挂于消费者的视线范围内。
因子三:营销因子,该因子共计两个变量:折扣和优惠券,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886和0.827,均大于0.5。营销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消费场景中的营销因素,包括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是否有折扣,是否会赠送购物券等。
因子四:时间因子,该因子共计三个变量:购买的紧迫性、特殊时点及时间压力,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767、0.673、0.550,均大于0.5。时间因子所描述的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时间因素,主要是指该消费行为的紧迫性,即是否迫切的需要购买,消费时间是否是某一特殊的时点,如一天、一周或是一月的某一特殊时间,以及消费者的时间压力,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仔细挑选。
因子五:物质因子,该因子共计三个变量,即天气、周围的物质和地理位置,对应的因子负荷量分别为0.804、0.504、0.504,均大于0.5。物质因子所描述的是消费情境中的物质因素,包括消费行为发生时的天气情况、周围的物质以及消费场所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
因子六:互动因子,互动因子共计两个变量:与他人的互动和是否有他人在场,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835和0.691,均大于0.5。该因子所描述的是消费行为发生时消费者与情境中相关人员的互动,包括是否有服务人员及自己的同伴在场以及是否与他们进行了互动。
三、结论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由六个因子组成,通过分析研究将这六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心理因子、环境因子、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和互动因子。总结以往学者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得到影响消费者行为因素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由此得到结论,情境因素与消费者自身因素、产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及营销者因素一样对消费者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它由心理因子、环境因子、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和互动因子等六个因子组成,是这六个因子分别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六个因子又不同程度的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例如,心理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者自身因素的影响,营销因子受到营销者因素的影响,互动因子则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等。可见,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四、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的研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还存有一定的不足。首先,研究的过程中所选取的样本比较单一,年龄结构比较集中,这使得样本的多样性较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广泛的样本。其次,研究虽然得出结论,说明情境因素可以被区分为六个因子,但具体而言,对于每个因子影响作用的权重究竟如何,则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再次,虽然也指出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未具体分析指出交互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以后可以在这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只是对情境因素常见的17个变量进行了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多的变量进行分析,得到更为完善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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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分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文试图将其归类，认为可以划分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也可以划分为外部线索方法与内部线索方法。现简述如下：
1.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
(1)定性方法。定性方法是指利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本质区别来划分，它的基础是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不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例如众多营销学教科书中将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划分为求廉、求实、求名、求美、求新、求同、好胜、炫耀、便利和偏爱等类型。丁志华（2005）根据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和价值认知程度的不同，将消费者购买行为划分为价格型、价值型、忠诚型和便利型四类。李国庆（2006）根据品牌知觉中的涉入度、知觉品牌差异和享乐消费与实用消费这三个因素将消费者购买行为划分为冲动购买、习惯性购买、寻求多样化购买、忠诚购买、减少失调购买、影响购买、促销反应购买和复杂购买八种。
(2)定量方法。所谓的定量方法，就是利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数据资料，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技术，从而得到的消费者购买行为分类结果。
例如张干群（2004）对江苏三所大学的66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而得到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八种类型：攀比炫耀型、市场流行型、他人主导型、张扬个性型、小心谨慎型、鲁莽冲动型、调解情绪型和勤俭节约型。
2.外部线索方法与内部线索方法
(1)外部线索方法。所谓的外部线索方法，指的是从消费者行为的外部观察，从而推断购买行为的类型。这类方法与定性方法较为相似，区别在于定性方法是以现有理论为标准来划分消费者行为，而外部线索方法则不一定，它或者以现有理论为标准，或者以经验为标准。例如在通用的市场细分方法中，根据地理环境、人口统计指标等将消费者划分为若干类型。
(2)内部线索方法。内部线索方法是指从消费者行为规律的内部入手，从而得到购买行为的分类结果。这种方法大多是定量分析，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定性分析，它的关键是从消费者的心理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张红明（2005）以心理结构的分化与组合过程及人的精神追求的阶段的区分作为标准，将消费体验行为划分为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成就体验、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五类。王龙（2004）按照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以及需求表诉的强弱把消费者互联网购买行为划分为四类：确定型、偏好型、习惯型和简单型。总结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主张从外部线索入手，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摆脱对现有理论的依赖，直接分析消费者行为本身，这样得到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分类。围绕这个主题，本研究拟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量表设计。数据的收集将通过问卷调查这种方式,所以需要设计量表。量表采用里克特5级语义方法计分。量表的问项则通过查阅文献后确定，并经过初试后最终定稿。
2.样本抽取。一般考虑随机抽样，但是为了便于操作，可以考虑分层抽取样本。样本量应该大于500。
3.数据分析。这是本研究的关键。拟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就数据分析数据，得到聚类的结果。
4.结论解释。最后，针对因子分析的结论，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三、实验数据
1.数据来源。刘金平、张松鹤（2003）进行的“汽车品牌跟踪研究”。该研究的目的在于根据生活方式对汽车消费者进行分类。根据刘金平（2003）的报道，该项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了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沈阳、西安、厦门和大连共8个城市，并根据其代表性分配样本量，依次为441、390、391、329、304、131、131和248份。该研究设计了“汽车品牌跟踪研究问卷”，主要采用里克特式5级量表法计分。该量表根据生活方式的经典量表设计了45个问句。
2.数据分析。分半信度检验结果为：整体信度系数为0.8601，前半部分的α-系数为0.8105，后半部分的α-系数为0.8301。前十个因子的累计解释能力达到47.72%。这对于大样本、个体差异较大的测试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即决定抽取10个公共因子。为了使因子载荷较为集中，以便于公共因子发挥解释能力，对因子载荷实施最大方差旋转。
3.因子命名与解释。然后，根据各公共因子所代表的项目，对上述10个公共因子进行命名。
刘金平(2003)指出,公共因子1代表条理性;公共因子2代表主导性;公共因子3代表个性化;公共因子4代表金钱导向；
公共因子5代表广告认可;公共因子6代表休闲需求;公共因子7代表浪漫导向;公共因子8代表家庭导向;公共因子9代表非家庭导向;公共因子10代表实用性。这十个公共因子反映了汽车消费者生活方式的10种类型。相应的就可以将汽车消费者划分为10种类型。
消费者行为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通过对居民收入增长率及收入消费比的数据分析，认为居民消费不存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能性。利用居民最终消费率和GDP数据，实证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基于Granger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居民消费率不能加速经济增长，即居民消费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关键词〕
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引擎;协整;Granger检验
一引言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在理论分析中，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由消费驱动。尹世杰认为，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就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循环能力”，即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促进消费的提高［1］。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了投资比例过高，低消费、高投资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居民最终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陈波就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仍旧是投资，居民消费需求无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徐永兵、文晖利用双对数模型，对我国1978－1999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平均增长0．755%的结论［4］。徐凤、金克琴分析了我国1978－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5］。刘春义分析了1978－2011年的GDP与居民消费数据，认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是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6］。徐晓丽、夏成孝对我国的GDP和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估计了两者之间的关系［7］。常彬斌利用我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人均居民最终消费与人均GDP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Granger检验，得出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因的结论［8］。徐永兵、文晖的分析所利用的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该数据中包含价格因素，进行回归时容易出现伪回归，且样本容量为23，存在样本容量偏小的嫌疑。徐凤、金克琴分析的也是市场价的数据，协整关系及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在刘春义的分析中，Granger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10%，存在显著性过高的嫌疑。常彬斌从人均角度分析了居民消费与GDP的关系，使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含了人口因素。在上述的实证分析中，除常彬斌之外的其他学者都是基于消费的绝对数据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居民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两个变量之间容易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即居民最终消费的增加一定会拉动GDP的增长，导致出现伪回归。
二、居民最终消费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比例过高、消费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定位。我国投资率自2003年超过40%以来，始终居高不下，2011年更达到了历史高位，为48.31%。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都在20%以下，2013年英国的投资率为14．79%，美国为19.05%，以上数据能否说明我国投资率过高，从而出现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呢?扩大居民消费是否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1．从居民收入增长率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1显示，2000－2013年，除个别年份之外，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有限。理论上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为更多的消费打下了基础。但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2．从消费收入比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2显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1991年最高，为87．47%，1999年最低，为71．37%，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70%以上;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在2013年最低，为66．86%，1991年最高，为85．49%，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3显示，1999－2012年，除了最高收入户外，其他组的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4显示，2002－2012年，除高收入户之外，其他组的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也都在65%以上。表2－表4显示，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比较高，较高的消费收入比使得居民“无钱可花”。也就是说，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三、居民最终消费率与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费是发展的目标，居民消费能否成为发展的手段，对此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于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拉动还是由需求拉动的讨论，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方面进行的分析。居民最终消费率用居民最终消费与GDP对比得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如果随着比重的增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则经济可以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则居民消费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本文进行分析时，用居民最终消费率作为居民消费的指标，而经济增长用GDP表示。
1．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本文选取1978－2013年的GDP数据(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变价GDP的基期有5个，为了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GDP折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的数据。折算时，将价格换算为年份市场价的GDP除以该年份不变价的GDP，得到一个折算系数，然后以该年份为基期的不变价GDP折算成上一个不变价的GDP。根据现价和不变价的GDP，计算出GDP的缩减指数。利用缩减指数，将现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进行缩减，换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用不变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与不变价的GDP进行对比，得到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率。
2．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1)平稳性检验对于不平稳的序列，容易出现伪回归。为了分析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需要检验两个变量的平稳性。本文运用ADF检验法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单整性。得到不变价GDP(y)和不变价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时间序列数据后，绘制出折线图(见图1、图2)。图1和图2显示，两个变量均存在趋势，经过ADF检验，两序列均非平稳。因此对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进行检验，GDP的差分序列用Dy表示，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用Dx表示，ADF检验结果见表5。根据AIC、S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期，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表5的分析结果，y的差分序列Dy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2)协整性分析GDP(y)的差分序列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差分序列均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即I(1)，两变量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但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利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G检验法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将序列y(GDP)对序列x(居民最终消费率)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e，对残差序列e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根据AIC、SC准则，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7)。据表7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e不平稳，即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检验对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进行Granger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GDP与居民最终消费率都是I(1)，所以检验它们的差分序列。根据AIC、S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3，在最优滞后期时，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x不是导致Dy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Dy也不是导致Dx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对于预测GDP的变化没有帮助，而GDP的变化也不能预测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提高最终消费率，对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据实证分析结果，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增量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与GDP的增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是GDP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也就是说，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没有明显效果。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不存在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此，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相符。
2．拉动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拉动消费，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短期内能够提高GDP。但从长期来看，提高消费比例，无疑会降低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失去源泉。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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